从唐太宗的“华夷一体”说起

吴下的阿蒙 收藏 0 295

唐太宗对民族关系“华夷一体”。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一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


唐太宗的美好图景终究被安史之乱的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


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由盛转衰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次大事变,而对安史之乱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文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武装叛乱。


由记载看,参加安史乱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契丹、奚、回纥等族。

《资治通鉴》卷217称:天宝十四载(755),“禄山发所部兵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突厥人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固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据《新唐书·韩游环传》记载,“河曲九府”即“河曲九蕃胡”。

《旧唐书·尚可孤传》载:“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

安禄山的女婿归义王李献诚(注: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原是黑水@①@②都督,开元十六年(728)由唐玄宗赐名,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注: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黑水@①@②是活动在西至突厥、南邻高丽、北接室韦区域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两蕃即指契丹和奚。渤海国是粟末@①@②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至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①@②人联合部分高丽等遗民建立起来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时吸纳了一些在安东的高丽旧户,并借用高丽兵抗击契丹。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国建立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武艺继立后,“东北诸夷畏臣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而幽州、营州界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奚、突厥、@①@②、室韦及其他胡人。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代为蕃首……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注:参见《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称阿布思为“河曲降虏”;同书卷193《程千里传》称其为“突厥首领”;《资治通鉴》卷215称其为突厥西叶护。)

《旧唐书·李怀仙传》称怀仙“柳城胡人。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陷河洛”。

综上所述,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①@②、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注:参见《新唐书》卷224《李忠臣传》。)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成份。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蕃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安史之乱的一个恶劣后果是以蕃人或蕃化汉人一直保持割据势力的河北三藩镇。


现在天朝的政策和李世民的华夷一体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国外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说白了就是天朝的2.0加强版(不过没有主体民族一胎化),自虐到了极点,结果如何?主体民族不满意,少数民族不满足,大家都在逆反中失去了理性。


更严重的地方是在居民身份证上强制注明种族,并以种族(而不是贫富)为准绳制定差别性政策。汉族一胎化的问题现在还显现不出来,等哪天公投的时候就会让人吓一跳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鸵鸟,抱着“击鼓传花”,“我死以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心态,对民族结构问题失明,注定要为日后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地宣传和强化民族身份,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如何如何不同,有着这样那样的权利,过去汉族又是如何如何欺压少数民族,现在少数民族在哪些方面应当享受政府的特殊照顾等等。所以在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中,民族话语都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同时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又与许多优惠政策和经济、政治实惠联系在一起,成为非常重要的身份,无论是在政治话语层面还是在能否享受优惠政策的个人权利层面,“民族意识”在我们的现有制度下越来越强化。相比之下,“公民权”和自己的“国民身份”平时反而很少被人们想起。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因为,如果仅从民族身份来考虑问题,那么凡是少数民族成员,不管他的个人条件如何优越,哪怕是从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已经研究生毕业、汉语英语都很好,他也该享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政策照顾;而凡是汉族成员,不管他是否居住在贵州这样偏远山区,文化水平多低,面临什么困难,也不在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扶助政策范围内。都由同一个政府领导,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困难扶助政策方面却划分出三六九等,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长此以往,民族优惠政策只会不正常地助长少数民族的本民族意识,强化各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内部认同,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加强了本民族的独立化与分殊化,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上的独立诉求就会转变成政治上和司法上等方面的独立诉求,这个规律在前苏联血的教训中就能轻易找到。在我国,我们也能轻易地看到,一旦少数民族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时,一些人就会自动地与少数民族问题挂上钩,宣示自己是少数民族,应当要有优待,可以不完全按照政策去办,甚至动不动就宣示这是民族问题,任何人碰不得的!如此下去,当遇到社会焦点问题或大的冲突时,少数族群的冲突和民族宣示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甚至民族自决,前南斯拉夫等国家分裂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此的。


目前一个很明显的因应现象就是改族,包括每年高考之前的非正常突击改族,一个人一旦被划规为某个集团或民族的人后,哪怕他原本是另一个集团或民族的人,哪怕他也拥有另一个民族的血,但时间一长,很自然地就会偏向他所属的集团或民族。过几代后,恐怕就会忘了自己原来的民族,恐怕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他民族者了,中国几千年来曾有过很多汉人被匈奴人抓到戈壁沙漠去了的历史。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每次草原上的异族挥动大军南下屠杀中国人时,在那残暴的军队之中会没有他们的子孙吗?


建议某些汉人如果为了优惠政策改族,也要改为苗族,壮族,满族等认同中国的民族。如果改为藏,维等尽管优惠多多,一旦西部有变,你是向着已改的族群为分裂的目标而把屠刀砍向未改的汉族父母,毕竟你已经是另一个族群的人,是一个他者,具有不同的思维和生活习惯。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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