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1949:真实“潜伏”比电视剧精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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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949:真实“潜伏”比电视剧精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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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媒体对广州解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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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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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左三)、方方(左一)、赖传珠(左二)、陈赓(右二)、邓华(右一)检阅入城部队




解放前夕的羊城,地下工作“暗战”不断,比60年后的电视剧精彩得多


广州1949:真实“潜伏”


今年,产自广州的谍战片《潜伏》全国热播,余则成深入军统内部,冒死传递情报,为了信仰执着追求,全国观众热捧。其实,60年前,在广州解放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同样冒死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传情报、策反……正是他们的执着努力,广州———这个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所谓“首都”,解放时少了血雨腥风,接管也比较顺利。


豪门千金将情报塞进父亲公文包带入香港、裤兜里速记机密敌情、大学生策反高官父亲……60年前,广州解放前后,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成就了一个个精彩的“潜伏故事”,比60年后的电视剧还要精彩!


编者按


今年2月,全国32家主流报网媒体启动“中国红1949:我的解放时刻”系列报道。


4个多月过去了,“中国红”报道“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今天“红”到了广州。


每个省市区的重头报道“接力”,构建了60年前那个风云起伏的解放进程———既有看头,更铺就大脉络。于是,系列报道得到了中宣部等部门表扬,读者也大力追捧。


今天,报道的“接力棒”到了羊城晚报的手上。我们用“潜伏”反映广州解放前后的那段“暗战”……


豪门千金偷建“粤港情报运输线”


方郭良拿父亲“广东省政府缄”的信封装情报万无一失


今年80岁的方郭良老人,住在广州水荫路的一个幽静小区里,她每天一早起来,散步、买菜,老人身板硬朗,衣着朴素。不知情的人可能不会想到,她18岁时就立志入党;20岁时多次携带大量情报赴港,完成了情报输送的关键一环。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方郭良是豪门千金———堂姐夫薛岳,是抗日中歼灭日寇最多的中国将军,1949年1月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父亲方人矩,曾任湖南省贸易局局长,后在广州经商,富甲一方,拥有自己的船队,经常往来粤港。


尽管亲友在国民党担任要职,可方郭良9个兄弟姐妹中,有5人参加了共产党,3人参加了共青团。早在1947年,正念大学的方郭良就加入广州地下党秘密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协会(后改称地下学联),1949年3月入党。


1949年,南京被解放,国民政府“总统府”被迫迁入广州,广州迅速成为敌人对抗解放军的重要堡垒,斗争形势变得严峻。广州解放为时不远了,广州地下党组织加紧收集国民党的各种情报,送到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再转送给解放军


1949年5月,地下党组织交待方郭良,希望她能利用父亲的关系,送情报到香港。方郭良满口答应,觉得自己能为党担负这项重要任务,万分高兴。


“那时真的不怕死!”方郭良说,为了避开警察检查,她学会了“伪装”———有时穿一身素色旗袍,两条辫子垂在腰间,打扮成去香港度假的学生,把情报夹在笔记本里;有时把自己打扮成娇贵的千金小姐,把两条长辫子梳成一个“U”型,辫子两头各系一个蝴蝶形的彩色丝带,情报就放在一个装丝带的盒子底部,有些写在薄纸上的情报就放在鞋垫里。


有次,军警突然要乘客打开行李接受检查,方郭良带的情报就放在行李箱中装丝带的盒子里。她泰然自若地让他检查,并打开铁盒说:“这是我扎辫子的丝带。”幸好,检查人员没有翻盒子,不然就暴露了。聪明的方郭良后来想出妙招:父亲常常收到写着“广东省政府缄”的信函,她把这些信封收集起来,装好情报。与父亲一起去机场的路上,趁帮爸爸拿公文包时,将信封塞在公文包里。到香港后,再把信封取走。由于堂姐夫是一省之长,方郭良往返粤港畅通无阻。


20岁的千金小姐跟在父亲背后,建立了一条稳妥、快捷的“粤港空中情报运输线”。广州解放前的4个多月里,方郭良记不清送了多少情报!


儿子跪求高官父亲“叛党”


父子解放后同时成为广州人大代表


广州解放前后,也有人将地下工作做到了家门口,直接策反父亲!


广州地下学联成员劳永全的爸爸劳柏秋,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军邮会会长,统管广州地区邮政业务,深得蒋介石的信任。1949年夏天,地下党员谢乾双找到劳永全,要他爸爸弃暗投明。“这任务艰巨,你要有思想准备!”


劳永全何尝不知道难上加难!劳柏秋是老知识分子,客厅挂着蒋介石题赠的合影,深悟“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父亲家教严格,他几乎没有与父亲平等对话过。


劳永全硬着头皮来到父亲书房,问他对解放军兵临广州城的看法,父亲直摇头,“唉,当局贪污腐败,失去民心,大势所趋!”经过交流,劳永全发现,父亲是不想与那些贪官逃到海南岛去的。不过,他想去香港。


劳永全连忙将父亲的动向报告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认为,劳柏秋不想投靠共产党,主要是他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认为解放后要共产共妻,因此必须对他加大宣传力度。


劳永全双膝下跪,告诉父亲,他们姐弟妹三人全部是地下学联成员,“父亲假如认为孩儿大逆不道,是你恋恋不舍的党国的罪人,那你就将我们送到国民党的监狱吧。”劳柏秋万分震惊,效忠国民党多年,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却“赤化”了。


劳永全呜咽地说:“古人说:‘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你耿直一生,小心被国民党的腐败而连累,遭国人唾骂,这实在太不值得了!”


劳柏秋最终同意“叛党”,将国民党大量情报通过儿子送给地下党组织。广州解放后举行的广州第一届人代会上,父子二人同时成为人大代表,二人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劳柏秋不禁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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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步兵进入广州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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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10月14日傍晚6时,海珠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这是随后修复中的海珠桥




特务高层会议里埋了个“余则成”


裤兜里的特制纸片成了速记本,陈超偷划记号记下每句话


电视剧《潜伏》中,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传送情报。陈超就是现实中的余则成!


全面内战爆发后,广州党组织派中山大学毕业生陈超打入敌人内部。曾担任过少校速记员的陈超,经过层层审查,最终进入国民政府军委广州行营政治部。他利用速记优势,迅速将敌人的人事变动、机构调整、会议记录等机密情报,转交地下党组织。


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后,考虑到广州十个特务机关各自为政,容易泄密,遂成立特种情报处,将这些机构统领起来。每周,10大特务机构的头头都会集中起来,汇报掌握的最新特情,互通有无。


让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每个头头可以带一个工作人员与会,这里面就有陈超!每次,特务头头通报最新特情,站在旁边的陈超就将手伸进裤兜,在一张特制的小纸片上偷偷划记号。速记能力超强的陈超,记下了每一句话!


晚上回到位于广州德政中路的家里,陈超立即将这些速记整理出来,然后走下楼,在门口的石榴树上挂一把扫帚,这暗示,这里安全。很快,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王达就悄悄进来,取走情报。


战败后的国民党如鸟兽散,慌忙逃窜中,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劳工访问团”,到珠三角一带访问。陈超查阅情报发现,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准备搞反共潜伏组织。陈超感到事关重大,想方设法加入这个“访问团”,详细了解到他们的活动情况,迅速报告给地下党组织。广州一解放,这个组织就被摧毁了。


“你跟他们走死路一条,跟我走有前途,你究竟跟谁?”


警局头目策反13个分局长起义


陈超正激动地速记特务头头们谈论的最新情报时,潜入广州警察局的程长清正在策划惊天大策反。


经党组织安排,作为国民党编余军官,地下党员程长清1946年来到广州,潜入广州警察局,后来成为独立大队大队长。平时工作,他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为策反作准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局势越来越明朗了,敌人纷纷溃逃,广州一片混乱,程长清觉得机会来了。


10月11日,程长清找来旧部下,探讨时局,他们全都表示愿跟程长清走。10月14日凌晨,程长清得知,太平分局局长黄逸民被委任为代理警察局长,黄沙分局局长练秉彝代理警察局副局长,由他们负责广州的治安。程长清被任命为保卫组长,准备撤退到海南。


程长清急了,直接找到练秉彝,“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广州的武装力量,你是否愿意起义?”


早就认为“留下来就是送死”的练秉彝当即说:“好!我同意。”他还把黄逸民找来,黄逸民也同意了。


练秉彝打电话给广州所有警察分局,13个分局局长同意起义,15个不同意起义的分局局长觉得广州天空“变颜色”了,放下电话,当即逃跑。


上午9时许,卫戍司令部传来命令,马上准备船只,带领队伍撤到海南岛。程长清布置手下假装找船,实际上是到沿江侦察敌情。保警总队副队长李启英犹豫不决,程长清把他拉到警察局礼堂,“你跟他们走,只有死路一条,跟我走是有前途的,你究竟跟谁?”


“我愿意跟你走。”李启英交出了两支3号左轮手枪


就这样,程长清带着警察局上百警察起义,上交了740多支枪。10月14日晚8时,解放军打到广州北郊,程长清立即带着起义的警察,赶过去迎接。1个小时后,关押在警察局和黄华路、仓边路监狱的犯人被释放,广州解放了!


而在另一头,敌人14日从广州白鹅潭坐军舰撤退。船要开了,陈超以母亲重病要回家看最后一面的说法,借机逃脱。


多少人潜伏?无法统计!


无数地下工作让广州顺利解放


“你今天买毛线了吗?”


“没有买。”


“为什么?”


“卖完了。”


这是广州地下党员黄菘华与同志联系的接头暗语。短短四句话,二问二答,不加一个字,不减一个字,对上了才是自己人。


黄菘华对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当时,城里人觉得要打仗,纷纷外逃或回乡下,城市很多单位缺工。广州地下党组织就通知党员、外围组织成员、积极分子,根据自身特点,应聘不同岗位,“我们选的人,一去招聘,多数会被选上。”大量党员、进步青年就这样逐渐潜入敌人内部。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潜伏在敌人内部,现在已经无法统计。目前公开的史料显示,广州的工厂、企业、文教卫生单位和许多国民党行政部门,几乎都有共产党人和外围组织成员!这些潜伏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各单位的情况秘密传给组织。


黄菘华将部分情报汇总后,交给当时地下党学生线的负责人胡泽群,胡泽群交给方郭良,方郭良再送到香港的华南分局……一张环环相扣的情报网,就这样构成了。


广州市党史办副主任黄穗生分析,解放前,广州靠近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而且中共华南分局就设在香港,大量准备外逃的国民党大员也在广州“盘旋”,情报资源“丰富”,潜伏人员万一暴露可立即到香港躲避,这给地下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广州潜伏人员众多,搜集的情报资料多。正是有了这些精准情报,解放军攻占广州时才有的放矢,容易解放;由于早就掌握了各单位的详细情况,党组织接管广州才没有发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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