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放宽历史的视野——我读《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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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并不是一本噱头十足的书,所以,这本书在清冷的书架上躺了近两年才被我重新拾起,没想到竟看入了迷。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这样几个朝代是很令人着迷的。一个是魏晋时期,魏晋文化的深刻和诡异,以及独特的审美趣味,都让人深深动容。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关于魏晋文化与药与酒的关系的讲稿,史料丰富,观点深刻,读来也有趣。一个是唐宋时期,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风流态度的王朝,而宋代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巅峰,只是文明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一个野蛮的游牧民族就可以征服它,改造它。而另一个,就是明朝明朝的历史之所以值得玩味,则是因为古老的封建制度走到明代,各种各样的弊病都渐渐的显露出来。明朝从开国到结束,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出身,再比如朱允炆失踪之谜,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宦官掌权从朱棣开始,此后竟成为明之大患。一般来说,明朝弊病暴露的最严重的恰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政时,以至于后来的梃击案,红丸案等,宫闱也罢,朝堂也罢,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万历十五年》的深刻性正在于: 作者以其身后的文化功底和极丰富的史学资料,向我们展现了明朝国家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运作过程,并把它们植入历史的横断面中,深入剖析了种种弊病的根源以及在这种因袭的制度中人群的无奈和渺小。表面上,作者以人物为线索串起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前后后的末端小节,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作者从人物个案中提取了丰富的信息: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无论是海瑞,李贽,还是戚继光,他们的行为背后,都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也就是他们日后作出种种判断以至影响和决定自身乃至明朝命运的症结。


我以为《万历十五年》中剖析的最深刻的,莫过于明朝文官制度以及农业政策。明代自洪武皇帝开国以来,创建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着眼点就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明朝的农村政策使全国形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这一整套措施的贯彻实施,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在全国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发育成长,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非“合法”或“非法”。在这种大背景下,《万历十五年》指出整个明朝的统治集团只能将道德治国摆在了最显眼的地位。在整个明朝,文官地位的显赫比之宋代可谓是又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大明帝国表现出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这汇总倾向在洪武皇帝时期已经有之。大约过了一百年以后,武官的地位就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以至于明中后期东南沿海倭寇成患。有史记载1555年时,一股50到70人的海寇竟在沿海绕了一个大圈子,杀伤4000多平民,劫去财物不可胜计。而当时南京驻军有12万人,却无法阻止这样的行动,撇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这可真是咄咄怪事了。


《万历十五年》就是以此为历史大背景,写下了孤独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命运。明朝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固然值得人深思,文官集团之间,文官集团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同样被抽丝剥茧,作了极为深刻和独到的分析。


先说文官集团与帝王之间的关系,我以前经常把历史看得过于简单,这使我们以为,比如帝王,他们的选择和决策应该具有某种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的决策在历史上是很多见的。但其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否所有的帝王的失败都是由于其决策的随意性导致的呢?事实北非如此。《万历十五年》中的万历皇帝恰恰是因为追求随意性而不可得,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办事,最终选择了消极怠工的方式,向他的文官集团作无声的抗争。他最大一次的反抗就是在立嗣问题上。万历欲立宠妃郑氏之子常洵为太子,却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反对。本朝既然以道德治国,废长立幼绝不符合封建伦理,倘若此举一旦成功,文官集团赖以统治国家的基础也就丧失,如此一来,上下不一心,国家就无法安定。这种推断并非准确,但却是明朝文官集团所公认的。事实上,明朝自开国至此,文官制度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这样的皇帝,实际上已不是国事的处理者,而是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们应该做到的是寓至善于无形,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这使我更加确定,皇帝其实只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明朝文官制度如此完善,以至于文官集团在重大问题上均保持了高度一致,万历受到的拘束可想而知。而历史上真正有所作为的皇帝,比如康熙。他的幸运在于整个文官集团尚未和谐一致,他的聪敏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明珠和索额图的派系斗争,从控制斗争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自身个性和意志的舒展。万历显然没有这么幸运。所以,他最后只好什么也不做,躲进深宫长达三十多年,完全疏远了他的文官集团。而那三十多年后的明朝,也就像破旧的老水车一样,只靠惯性维持表面的运作了。


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万历十五年》中论述的最为充分,包括大学士张居正改革,首辅申时行,以及为后人奉为楷模的海瑞。张居正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破坏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和谐性,而申时行虽然力求中庸协调,但面临技术性难题时,也往往束手无策,最终也只能“大事化小”,于实际问题却毫无裨益。而海瑞一心想恢复洪武皇帝时期的俭朴作风,维护道德的神圣,但遇到实际问题,如他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时,对境内农田的所有权问题的干预,就暴露了他的局限和才能的缺陷。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不怕死”的诤谏所得来的名声作资本,而祈求整个社会机器运行改变方向,且在裁决上师心自用,以道德标准来代替技术性问题,其失败以至最终遭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反对就不言而喻了。不论是张居正试图以技术来解决技术问题,还是申时行、海瑞或以道德简化技术问题,或以道德代替解决技术问题,最后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或攻击,我们这个帝国的最后命运也就可想而之了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文官集团所维护的,是一种内在的平衡性,以道德代替法制,使一些技术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又演化为道德问题而没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从明朝开国以来,就一直标榜俭朴,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充其量在此时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万历十五年》的确是一本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书。黄仁宇先生将此书的写法称为“大历史观”的试验,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叙述不妨注重细端末节,但一定要揭示除其历史根源。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的确有其优越性。所以《万历十五年》写的异常深刻而深沉。历史倘若是冷的,何以总要为后人提供借鉴,指点迷津。历史倘若是热的,又何以历史悲剧总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历史的写作上,《万历十五年》也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就事论事易陷于机械主义的泥潭,而以我观物,则未免有失偏颇。《万历十五年》的优点在于:作者的叙述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对于万历皇帝绝不因循于固有的评价,而是从制度的角度上更多的阐发了他的悲剧;对于海瑞也绝不因其是道德的典范而忽略他在施政上的“弱智”;而对于历来褒贬不一的大哲李贽,作者也是从史料入手,写出了独到的见解。《万历十五年

出版十多年来,一版再版,对大陆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想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拓宽了我们看待历史的视野和角度。而对我来说,不仅懂得了从历史小事件入手去探寻根源的新方法,也更加明白了中国封建王朝面对技术问题的无奈和尴尬。


翻看《万历十五年》的参考书目,密密麻麻竟列了十多页,可知作者治史的严谨和虔诚,反观此文粗略写成,只是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看这本《万历十五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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