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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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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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 七月十五日 .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台,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译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译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译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井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斗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度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大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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