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和西方间谍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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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集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和边境保卫等职能于一身的强力部门,以实力强大、手段高明和行动隐秘著称于世。在冷战期间,克格勃曾是苏联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即便在苏联解体十余年后的今天,围绕该机构的诸多历史谜团仍是外界热议的话题。

菲·博布科夫是克格勃元老之一。他1946年以少尉军衔进入安全部门,1991年以克格勃副主席身份退休。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经历,以见证者的身份解析了苏联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展示了克格勃鲜为人知的内幕。


1 斯大林给学校起名为“间谍之死”


胜利的礼炮响过了,欢庆的酒宴已经成为回忆。抗击法西斯的胜利变成了人们日后纪念的节日,昨日的士兵们也将走进和平的生活,选择自己的职业。然而对于我来说,却不存在这种自由。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经验丰富的战士,为了适应未来安全部门的工作,我被派往列宁格勒的“斯梅尔什”学校学习。1945年7月9日,当我第一次迈进学校大门时,正赶上一次日全食,周围一片黑暗。我心想:“这会是好的预兆吗?”


当然,对于安全系统的工作,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往往是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虚幻的向往。学校开课之后,显现在大家面前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我们明白了:等待着自己的是烦琐的日常事务,它需要付出全部力量,特别是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


此时,大多数人都已了解到“斯梅尔什”这个奇怪校名的由来。直接翻译的话,“斯梅尔什”意味着“间谍之死”。据说,这还是斯大林亲自想出来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当中包含着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岁月无法忘怀。很多学员和我一样来自部队,他们身穿各式各样的军装,直到穿得稀烂。我记得,那时经常出现一幕有趣的场景:“斯梅尔什”学员的队伍从街上走过,后面跟着一群当地的孩子。后者模仿学员们的步伐,扯起嗓门齐声喊着:“间谍来了!间谍来了!”任何事情都瞒不住这些小家伙。


日本来的集装箱暗藏间谍实验室


在校学习期间,我就十分关注国外间谍机关在我国领土上的活动。我们专门学习研究间谍活动的方法和手段、专用器材、监视和监控系统,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也接触到了这些。


有一次,我们根据情报得知,正在铁路上运输的数以十万计的集装箱中,有一个危及国家安全。反间谍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发现了目标。集装箱上几个类似舰船舷窗的小门泄露了天机——普通集装箱上是没有这种窗口的。运单上注明,箱内装的是日本产的陶瓷器皿,经过西伯利亚干线铁路到达列宁格勒,再经水路运往德国汉堡。日本人把集装箱送到远东的纳霍德卡,从那里装上火车。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截获了这个集装箱,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打开铅封。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拿国家的威信作赌注——外国的民用商品在发货人和收货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检查,一旦没有发现问题,势必造成巨大的政治麻烦。


铅封被剪断,箱门被打开。整个集装箱内整齐地码放着包装箱。打开了第一个、第二个……全是漂亮的瓷瓶。难道错了吗?不可能!我们很清楚情报的来源是可靠的。继续检查,果然在包装箱后面有一层隔板,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装满了可疑的电子装置。


经过检查确定,集装箱中暗藏的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里面有伽马射线记录仪和射线源,还有信息存储、信息处理和系统控制部件。这台设备有自备电源,还配备了热荧光辐射剂量记录和光记录装置。


专家们认定集装箱内是一个专门的实验室,用来收集从纳霍德卡到列宁格勒沿途的信息。这套独特的侦察装置能记录下核生产的原料、核生产设备以及其他信息。借助它,就能确定核原料加工地点,“标记”出运输核设施的交通工具,甚至判定车辆运行的方向。在核辐射最强的地方,集装箱中通风设备的阀门会自动开启,对铁路两侧数公里远的纵深进行摄影。辐射指标、影像记录和测距器可以精确地判定目标位置,并获取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借助这种方法,外国情报机关几乎可以触摸到全苏联的核武器生产情况。


从各方面判断,这一间谍设备是美国制造的,然后运到日本。只要任务一结束,设备就会通过另一条路线运回美国


由于证据确凿,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托运这一集装箱的日本公司无法抵赖。他们承认,这项针对苏联的侦察行动是帮助美国情报机关做的。日本人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也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于是,他们提出赔偿50万美元,以避免引起国际争端,从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3 外国特务要破坏世界青年联欢节


更大的挑战发生在1985年。当年7月底,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离开幕还有很长的时间,西方间谍机关已开始准备破坏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他们物色了一批阿富汗人,并许以重金。这些人在巴基斯坦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的严格训练,在联欢节开幕的一年之前,他们就来到莫斯科,随即潜伏在普通住宅区里,经费和设施都非常充足。


在联欢节开始之前,国外情报机构将提供一批爆炸器材、塑性炸弹和枪支,预定在人流集中的几个广场进行袭击。阿富汗人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们就像普通的旅游爱好者那样到处游荡,欣赏外面的世界。事实上,他们在这起事件中也不是什么主角,西方国家并没有把赌注压在他们身上。这些人的惟一任务就是住进单独的寓所,到时候提供可靠的避难所。到联欢节开始之时,活动的主角要住进这些公寓——那是6名爆炸专家。


幸运的是,离联欢节还有3个月,我们就已经了解到对手的计划。当然,我们在莫斯科的任务也不轻:首先要寻找那几个阿富汗人居住的房子。找到了。不过在别处可能还会有备用的房间用于储备爆炸器材,他们必须把这些器材从外面运过来。


为此,我们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开始有针对性的行动。阿富汗和波兰的同事们积极配合,加强了边境上的检查。很快就有情报传来:爆炸器材将从美国的基地运往联邦德国。因此,民主德国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也加入了我们的工作。


离联欢节开幕还剩下几天时间,我们已经掌握了6名破坏分子的特征,然而抓捕行动还面临很大的困难——要在人流如潮的机场和车站找到他们。假如我们不能全部抓到这批人,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爆炸物可能已经准备就绪。


联欢节开幕的前一天,我们的行动小组极其紧张。最后终于得到通知,说目标已经从喀布尔起飞。我们立即赶到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自然,恐怖分子落网了,但没有发现任何武器和爆炸物。后来才得知,我们的国外同事及时通知了边防和海关,提前阻止了敌人把器材运入国境。其中一名特务得知我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已经逃到了布达佩斯,但还是落入了我们自己人的手里。


毫无疑问,在这一轮交手中,苏联内务部又获得了成功。


4 我们也曾经一败涂地


然而必须承认,并非每一次与西方间谍机关的斗争都能取得如此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曾失败过,而且有时简直是一败涂地。


80年代末,在我们的保密电话线路中多次发现美国的窃听装置。美国的间谍并不是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莫斯科的某座楼房中,而是安装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地下电话线路接线井里——那里是苏联政府和克格勃与国外侦察机构的电话线路的连接点。


美国间谍就是在这个井里安装了能记录电话的磁带录音机。尽管从井里取出磁带是很麻烦的事情,中情局的驻外人员还是做到了。这无疑是美国间谍机关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他们在莫斯科工作的间谍的专业水平。


至于这台装置是如何安装到井里去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我估计,对方很可能是在铺设电话线路的队伍中安插了间谍,甚至可能是多个人。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不是一般的泥水匠或者瓦匠,而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技术人员。


某日,一名驻扎在莫斯科的美国间谍扮做旅游者模样来到郊外。由于对方采取了反侦查措施,我们负责监视使馆的部门没有当场发现。“旅游者”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下了车,背着背囊,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接近电话井。他借助一个专用工具打开井盖,艰难地下到井内取出磁带,并换上新的录音带,然后顺利溜回了美国使馆。


美国间谍得以顺利安装设备并从电话井里取走录音磁带,无疑是我们反间谍机关的重大失误。要知道,一个人打开非常沉重的井盖是很难的,可他们竟然成功了!


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些行动细节,并据此制定了就地抓捕间谍的计划。我们准备了几套备用方案,似乎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连保密电话都没有中断。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失算了:间谍再也没有出现在电话井边。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总结美国间谍机关给我们的教训,同时修改了一些可能泄露的长期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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