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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黑龙江民族丛刊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总第五十五期)    试论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 边家珍 李自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背景、内涵、重点对象、剃发待遇及剃发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是判别顺逆,从而说明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内容的,对此不应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应当正确地看它的主要用意和目的。    “剃发易服”是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外族过程中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项政策过份强调要从精神

黑龙江民族丛刊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总第五十五期)


试论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

边家珍 李自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背景、内涵、重点对象、剃发待遇及剃发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是判别顺逆,从而说明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内容的,对此不应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应当正确地看它的主要用意和目的。


“剃发易服”是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外族过程中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项政策过份强调要从精神上征服汉人的作用。但是,笔者经过较为深人、系统的研究,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用意和目的是判别顺逆,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本文试图从这方面进行阐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剃发易服”是满洲贵族征服外族后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针对汉人,强令其改从满洲衣冠和发式。这种政策最早出现于努尔哈赤征服辽东时期,他藉以兵威强令投诚、投降的汉人改变旧风俗,剃发易服,从而达到完全征服的政治目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多尔衮除马上出台安民政策外,于同年五月即传谕兵部:“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完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薙(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免其迁徙”,“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末几,由于北京等地的汉人反抗,清政府遂暂缓实行,“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清政府颁布《薙发令》,开始强制关内汉人“剃发易服”。由于该法令与汉族重发观念(一则汉族认为“噙齿戴发”是为人的标志;再则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之不孝”)发生文化上的冲突,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在全国引起了反剃发运动。汉族人民提出:“头可断,发不可不留”的口号,于是清政府不得不恃杀立威,强制推行,从而引发“嘉定三屠”、“江阴三屠”等流血事件。不久,各地起义便被镇压下去。除特殊职业和个别人以外,被征服的汉人普遍接受了“剃发易服”。

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由于发现部分艺人尚未剃发,顺治帝再次重申剃发令。“谕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伯索尼曰:‘览刑部奏言,缉拏逆贼伙党并获有未经薙发优人王玉、梁士子二人,供称身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薙发,如我等人,各省俱有’等语。前曾颁旨不薙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讬称优人未经薙发者,著遵法速薙,颁示十日后,如有不薙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颁此严旨后,全国上下无一幸免.发式遂告统一。

“剃发易服”在执行过程中,因有强制与杀戮等因素的存在,许多学者便以偏概全,将其归咎为清朝统治的一大污点,成为千古笑骂的谈资。对其主旨则贸然归为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其实,持此论者,主要依据不外乎努尔哈赤的“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提法,因此,在他们看来,统一发式就顺理成章地实现精神上的征服。如若仔细分析一下,努尔哈赤“衣冠说”的背景,就可知精神征服说是不足信的。

努尔哈赤的“衣冠说”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同蒙古建立和睦关系,带有套近乎的味道。最早见于天命四年(1619年)九月初五日,努尔哈赤给喀尔喀五部诸贝勒的信中提到:“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十七日复林丹汗信时,再次重申此意。旨在稳住和拉拢蒙古勿同其作对。到皇太极征服黑龙江诸部时,他又开始强调语言的同一性。可见,“衣冠说”的提出是另有它意、别有所图的。

再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满洲贵族不可能在投降的汉人面前摆出征服者的姿态。无论从人口。还是国力上,明朝都优于后金满洲人。明末,若不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加速了明朝覆亡,清军也不可能很顺利地入关,老大的明国必定是“百足之虫,虽死犹僵”。并且,满洲统治者,尤其是皇太极早就晓得.若要亡明,入主中原,必须依靠汉人的帮助,若没有汉人的支持,他最多也只能是关外的一个小国之主而已。因此,满洲统治者对投降、归顺的汉人采取优待和礼遇政策。例如: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关后,对投降的李永芳部是“未分其父子、兄弟,未离其夫妇,因战事而失散之兄弟、父子、夫妇、亲戚、家奴及一应器物,尽查还之”。“给以马、牛、奴仆、衣服、被褥、粮食等。又给牛一千头,以供食用。每户分给大母猪二口,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以供饲养,并给与器皿等一应物件”,“当尽供养该抚顺城游击,以使其生活有趣。”天命六年(1621年)征服沈阳、辽阳后,努尔哈赤专门下令:八旗兵不得擅杀、骚扰汉人,并以汉官管理投降汉人,各守旧业。以后的征伐也是如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时,严明军纪,不许掠掳骚扰汉人,并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入主中原。在行军中,发布文告强调“天下罹难难军民皆吾赤子”、“中外一家”、“天下一体”等语,以免刺伤汉人的民族自尊心。满洲贵族有意识地不摆出征服者的姿态,去招致汉人的无端地反抗。

可见,以“剃发易服”是有意识地为精神上征服汉人的论断是不足信取的。


笔者经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剃发易服”只是为判别顺逆而已,剃发则是满洲顺民的标志。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一、“剃发易服”出现的背景。剃发令开始实施时间尚无确切的记载,大致可迫溯到后金征服辽沈时期。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尚未有剃发易服之说,而对李永芳部下是“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著交其原主游击李永芳管辖”。而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后金攻占沈阳、辽阳后,在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提到:“今辽东地方之汉人,薙发归降未行诛戮,悉加豢养”。同年四月初一,努尔哈赤又说:“仰蒙皇天佑之,以其(明)地畀我,招抚河东国人,悉令薙发。”这时出现剃发令,势必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

当时,随着后金的征服,其境内汉人越来越多,尽管大部分汉人真心归顺,安分守已,但终有一些旧王朝的拥护者,他们对女真人进行骚扰、投毒、劫杀,煽动汉人起义,严重危害了后金的社会治安。在这种形势下,女真贵族出台了剃发令。同时,努尔哈赤还下令:“著传谕河东金州至新城一带城乡各地,凡遇有未服汉民,结伙行抢者,即行擒拿之,尔等若无力擒拿,即可来报,由此派兵往剿之。”不久,后金汗国又开始甄别汉人,清除反抗的汉人。由此可见,“剃发易服”与甄别汉人的顺逆有很大关系。

二、“剃发易服”的内涵。“剃发易服”命令下达之后,往往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剃发”与“易服”并提,但工作重点却只放在“剃发”上,在关外时如此,到关内亦然。例如: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的剃发令,在强调剃发的同时,却又提出“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同属民族标志的衣冠则可“从容”执行,显而易见,“剃发”不只是在于遵从满洲的服制本身。还有其它目的和用意。

从剃发本身来看,有以下好处:一则易于辨别顺逆。由于发式保留时间较长,不易改变,依靠化妆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而,明朝的细作或外国人一目即可了然;再则,可绝归顺的明人的后路。在归顺的明人中总有一部分狐疑观望之人,他们是谁来就顺准,在明朝和后金之间两不得罪,见风使舵。一旦剃发,他们就只得死心踏地做后金的顺民。剃发后,一方面,他们自觉背叛了祖宗、皇帝,另一方面,明人也因此视之为叛逆。正如努尔哈赤在威胁拒不薙发的镇江人所言:“镇江地方之人,尔等因杀我使者,故惧而不降也。尔等原乃明

帝之民,天既以辽东地方界我,今即为我民矣。……且河东所有辽东之人,皆已薙发降服,明帝及其国人岂不知耶?”言下之意,别人都己剃发,并且镇江也有许多剃发之人,难道明朝还会再相信你们吗?可见,剃发本身就与表示顺逆有关。

三、“剃发易服”的重点对象。颁布剃发令后,起初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都不是一概要求剃发,而是有分别有重点地进行。在关外时,也并不是无分别的尽行剃发,如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六日,后金都堂谕(镇武堡)外城曰:“凡地方之人,皆速薙发归降,各城之人。薙发归降后,宜前来叩见汗。老年人可不薙发,年少者皆令薙发。入关后,也是有分别的进行,例如: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六日豫亲王多铎在南京各城门帖示云:“薙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薙之。前有无耻官员先薙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多铎曾于六月十七日痛骂过“独先薙头胡服”的总宪李乔。直到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多铎才命令“赵之龙先薙头,魏国、安远、安康、灵壁、临淮以渐薙讫,文官惟李乔、姚係自剃”。可见,剃发之重点是放在可以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年青人、武官和军队,同时也显露出剃发是为判别顺逆的本意。

四、“剃发易服”后的待遇。剃发后明人可免于杀戮,并分与田产。正如努尔哈赤招降镇武堡明军所说:“顺者生,逆者亡也!沙岭之人因不归降,遂破其城,尽杀其人”,“尔等已无所恃,即是败走,犹在山海关内,孰能给尔田舍耶?与其受妻离子散之苦,何如薙发速降之善哉!”言下之意,剃发可免死,给予田产,并保证妻子不离散。不仅如此,其安全还要受后金政权的保护,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致信额附恩格德尔:“河东汉人皆已薙发归降之,五部诸贝勒,当各自晓谕部众,严守本国,不得越界行乱,致招釁端”。“尔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寻别地征之矣。汗已驻跸辽东城,河东乃我征服之地,其国人皆已薙发归降,尔等何故掠之?尔若如此前来征战,则我可往征尔等。如不从此谕,仍略我攻取之地,以致我两国构怨,又何益有之?据闻河东国人未尽薙发,其河桥已拆毁。拟于入冬冰结后,往征河对岸之地。冰结之前夕,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往征河东之国人众矣。”可见,剃发之人是被看作自己的国民,同满洲人一祥生活和受到保护。

五、入关后的剃发令。清军入关后,诸多剃发文件中都体现其辨别顺逆的目的。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已丑,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有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同年五月辛亥的停止剃发令,则其叛别顺逆的目的更加明确:“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的剃发令:“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侯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侯朕言,想天下之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薙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遵从者是清国之民,违犯者则为逆贼,这是判定真正顺逆的试金石。

此外,当时的许多汉人也是将不剃发看作效忠明朝的象征。例如:江阴反剃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阎应元曾在其绝命词中写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综上所述,清初满洲贵族“剃发易服”的主要目的和用意就十分明确了,其主旨就是为辨别顺逆。至于精神上征服之说只是后人演绎出来的,不足凭信。基于此,我们对其评价也应有所改变,该政策应是有合理成份的,无可厚非的。毕竟在满洲贵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敌手是人口众多的汉人,相应地他们对待满洲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何人是真心归顺,何人在观望,何人又在反抗,无从分辨。良莠难分,鱼龙混杂,以“剃发易服”来进行分辨,辨出顺逆,消除狐疑观望之虞,又有何不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后来出现一定的精神征服的因素,也未尝不是好事。“一道同风”终可使满汉消除隔阂,认同于“满汉一体”,天下归一,增进了清帝国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满洲统治者在推行此政策时,有民族主义成份,采用了强制、杀戮等野蛮手段,但不能以此就对其全面否定,它必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况且,在对其否定中也不乏大汉族主义的成份。例如,胡蕴玉在《发史》序中云:“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自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

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衣冠,沦于夷狄耳。”这样,再以民族主义的观点批评“剃发易服”,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何况,我们又怎能以现代的民族观去衡量一个刚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的民族政策,这将会严重地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下面是文章发表时作者的单位和个人简介——

作者简介:边家珍。男,汉族,1965年生,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李自然,男。蒙古族,1970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1997-08-25责任编辑:那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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