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毛泽东与斯大林

张曙光(沈阳) 收藏 19 5743
导读:[center][/center]毛泽东与斯大林 [center][/center]张曙光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世纪伟人,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认识,也有过意见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相互的谅解,也有过矛盾和斗争。这些友谊、合作、矛盾、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历史的氛围和个人的性格,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今天我们重温这两位世纪伟人不平凡的历史经历,不能不惊叹发现其中有那么多绚丽光彩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令人回味无穷

毛泽东与斯大林

张曙光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世纪伟人,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认识,也有过意见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相互的谅解,也有过矛盾和斗争。这些友谊、合作、矛盾、斗争,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历史的氛围和个人的性格,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今天我们重温这两位世纪伟人不平凡的历史经历,不能不惊叹发现其中有那么多绚丽光彩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令人回味无穷。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成为“第三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对于我国革命影响极深,尤其是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认为: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误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被认为“脱离革命”而排除在同盟军之外。中共“六大”决议接受斯大林的理论,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提。从此在我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倾向,第一次是“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是“左”倾教条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次是“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这三种“左”倾机会主义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引发了党内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客观现状,极力主张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斗争,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加以教条化和凝固化,把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出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视为异端。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挤,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被剥夺,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结束了“左”倾路线的影响,恢复了毛泽东在军内党内的领导地位。现在分析起来,我们首先肯定斯大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希望世界各国革命有一个飞跃发展,但是斯大林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太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脱离了实际,导致了负面影响的发生。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思想理论上,矫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毛泽东这些理论观点对于中国革命乃至今后中国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对中国有明确的观念,他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高度上,很清晰的将中国划为反法西斯阵营成员国之一,他为了将全部精力用在反击德国侵略军的同时,为了避免日军在苏联的东部攻击苏联红军,希望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起到牵制作用,并对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指示:“联蒋抗日”。尤其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明确表态不主张杀蒋介石,主张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战”。当时斯大林对张学良抓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这是由于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张学良曾指挥国民党东北军两个旅的兵力向苏联红军进攻,遭到惨败,就此事张学良给斯大林的印象极坏,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的意见是释放蒋介石,指责张学良,严禁此事被亲日派所利用,“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尊重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是不谋而合,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毛泽东将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派到西安,积极协调各方,使“西安事变”达到和解,释放了蒋介石,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中国的抗战爆发后,斯大林积极鼓励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投入抗日的正面战场,并派出苏联红军飞行员协同作战,同时又要求共产党武装力量积极参与抗战,使中国真正能够牵制住日本军队,这样苏联可以调动大量军队反击德国法西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与德国法西斯展开了生死大搏斗,最终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侵略军,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然后斯大林回过头来,又指挥苏联红军,向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的进攻,苏联红军分三路进入中国的东北,日本的“关东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政府只好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战在苏联红军的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使他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态度上出现了一种复杂倾向,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继续强化武装斗争,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要求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毛泽东一方面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决定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原则,表示共产党决不放弃武装斗争,决不放弃根据地建设。由于毛泽东政治态度鲜明,有效地捍卫了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地位,并为赢得解放战争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当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斯大林认为中共应与国民党“划江分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向解放军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过长江,将国民党残兵败将赶出中国大陆。

我们一贯认为斯大林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很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于失误,后来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这就说明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了他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 在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日下午,斯大林就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他。一见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员介绍,就走上前亲切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注目端详了好一阵子,激动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是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祝愿你健康!”毛泽东激动的眼泪蓦然滚落,但他还是委屈地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和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这里,毛泽东蓦然哽咽起来。为了打破僵局,斯大林亲切地在毛泽东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一脸肃穆地说:“毛泽东就是毛东,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全世界的真理!”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毛泽东也破涕为笑了。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就两党之间相互关心的普遍问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得了访苏成功的效果。

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有过分歧,但是他们的合作是主要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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