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河剧《笃姬》看日本人的责任本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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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河剧《笃姬》看日本人的责任本位观

看完《笃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剧中人物起伏跌宕的命运,而是NHK借此向观众灌输的役割[yakuwari]观念,亦即责任\义务本位观。这种观念将人生看做履行各种“役”的过程,强调个人对所属集团的责任和义务,必要时甚至用生命承担责任。剧中一开头,阿幸夫人为解答小於一农民为何要辛勤劳作供养武士的问题,提出农民和武士各有各的职责,农民养活武士,武士也要保护农民,这是大家都要恪守的本分,从而将yakuwari的意识深植于於一心底。随后,调所广乡为挽救藩财政不惜得罪今和泉家乃至全藩武士,又违反幕府禁令秘密开展走私贸易。被幕阁发觉后,已成为众人怨府的他最后为避免牵连藩主,服毒自裁,牺牲自己而为萨摩藩保住了巨额财富。调所之死为於一上了一堂yakuwari的实践课。当於一成为天璋院夫人之时,又遇到了一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剧主角井伊直弼,为拯救幕府甘愿一身担下所有罪责,违敕签约,拥立庆福,制造安政大狱,最终倒在樱田门外的风雪中。除此之外,为避免自己卑微身份牵累即将成为本家养女的於一,而悄悄自尽的菊本;为完成藩主齐彬交给的任务而尽心尽力辅导笃姬,严厉得有点不近人情的几岛;独自苦撑幕政危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阿部正弘;强撑病体出征长州,在大阪城英年早逝的将军家茂,无一不是践行“役割”的模范。在此种气氛中成长的笃姬,自然也不例外。出自萨摩的笃姬作为一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嫁入大奥后却逐渐承担起御台所的责任,成为德川宗家的守护者。虽思乡之情从未淡化,一生再也没有踏上萨摩的土地。“役割”的精神在她的身上得到最集中最完美的诠释。

如果说西方人是权利本位的话,中国人便是权力本位[官本位],而日本人则是责任[义务]本位。西方人特别珍重天赋的人权与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舒张。基于每个人都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人发明了宪政民主制度,阐发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从《大宪章》到《独立宣言》,从贡斯当到哈耶克,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主流正脉,并非偶然。而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制度之下的中国人,则热衷于对各种权力[皇权、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等]的争夺。如果说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是追求财富和名望,那么“中国梦”则是以政治权力为目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手中有了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政治权力,便可以满足尘世间的几乎所有愿望。而通向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便是科举,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此外,还有刘邦、朱元璋式起于布衣化家为国的平民帝王,有武则天、慈禧式在后宫斗争中胜出母仪天下的女主,有李辅国、魏忠贤式出身微贱而执掌朝纲的权宦。传统中国没有世袭贵族,只有不断流动变化的职业官僚,所谓等级划分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不是门第血统的作用。即使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机会,也可以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循环中得到精神的补偿。而日本人对世袭制、血统观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不但天皇万世一系,摄关和将军也基本上分别由藤原氏和源氏世代把持。祖孙议员、父子首相的世袭政治至今不衰,歌舞伎、忍术、剑道等传统技艺也在同一家族中不断传承下去。每个人的地位和职责,不是在呱呱坠地时早经确定,就是由外界的强制力量预先安排,自己选择的余地很小。由此培养出的当然是一种内敛的,注重自我修养的人生观。正如夏目漱石《我是猫》所说,日本文明并不以改变外物为目的,而是在现有条件下求得心灵的满足。于是日本的传统价值观便要求个人在当前的岗位上尽忠尽责,而不管自己是否喜欢或愿意,既不能见异思迁,更不能敷衍塞责。只要在现有岗位上尽其所能履行了应有的责任,便会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反之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如民意支持率低迷的福田康夫主动辞去首相,却被媒体批评为“不负责任”“临阵脱逃”。而“尽责”的极致便是切腹,除了维护“士可杀不可辱”的名誉外,也是在用生命为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如《新选组》里掌管财务的河合耆三郎因挪用公款借给武田观柳斋买书而切腹。直到近年间还有国务大臣为腐败丑闻而自杀谢罪的事例。

与此种责任观紧密相连的是对所属集团的忠诚,亦即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人常说日本人缺乏善恶是非观念,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所谓善恶是非只在某一特定集体之内才有意义,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争斗都被认为是正当的,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进步与倒退之别。因为所谓正义标准经常因不同集团的立场观点和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全体人类的一致。美国国父华盛顿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就是叛贼,基督徒的“圣战”十字军东征对于穆斯林就意味着侵略和灾难。昨天还被打成内战战犯人民公敌的国民党将领,今天为了对台统战就被塑造成抗日的民族功臣。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新选组》里一面赞扬杀身报国的勤王志士,一面纪念忠肝义胆的幕府家臣,为什么张自忠和阿部规秀同时受到日军的尊重。为了实践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必须以自身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尽职尽责,而不需要问一声为什么。最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当统帅部决定后却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投入战场,直到殒身太平洋。《笃姬》里也是如此,没有所谓正派反派之分,出场时看似恶人的调所广乡、井伊直弼到后来都被正名,从德川齐昭到西乡吉之助,从有马新七到胜麟太郎,从广川到小岛,从本寿院到观行院,虽然归属于不同的集团,有着迥异的利益和立场,都有着值得肯定和尊重的闪光点。唯一稍含讽刺的是放弃大阪城逃回江户,丢掉祖宗三百年天下的德川庆喜,可见此剧的价值判断完全以是否忠实履行“役割”为准。从此亦可窥见日本民族不愿为侵华战争彻底反省谢罪的思想根源:他们将其视作中日两大民族为集体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的一场正常竞争,双方军人为本民族利益而互相拼杀,流血牺牲,都无可厚非,没有必要分清楚谁对谁错,要鄙视的只有叛国投敌的奸细和擅离职守的逃兵。正是中日民族文化中对责任、义务、忠诚、正义等概念的认识差异,导致了彼此间一些重大的隔阂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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