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类案件结果的社会反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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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人工雕琢的判决出来以后,不出意外的是风波将渐渐平息,这个正义的折扣,几乎让人们认为中国的法律在进步,但是我却以为,这是一次掌权阶级对于民意底线的又一次成功试探。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正在试行推广,也的确应当实施一定的案例法来中和大陆法系的僵化。大陆法系连面部伤害在耳朵前后各多少算作轻重伤也规定的很详细,但是判决结果往往就得不到社会公认,因为这与中国的传统社会道德不符,也与法律精神相悖离。

但是案例法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裁判(量)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死穴,所以邓玉娇案的正义折扣虽比林昭案的结果要强,但是反抗就必须要压制而没有对话资格的精神要义其实没有改变,这与100年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内涵相比,彰显出的社会发展的代差问题令人遗憾。

所以中国的大陆法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条文僵化,而其实真谛在于司法的独立地位,也就是政治体制与改革的问题。邓玉娇案所引起的反响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本案突破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底线,而结果与其说是保护无足轻重的小官僚和非要迫害一个无辜的小女孩,不若说是由于某种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僵化,把威权继续树立为强悍暴力的虚弱心里,而偏执的制造一定的威权结果,以封闭知识分子蠢蠢欲动的念头。在权大于法的案例当中,牺牲的是完全公理的实现,不过那在他们看来本身在中国历史就不曾存在过,目前从这个结果看来,也看不出来什么时候会实现。

从法律的交易性来看,判决者试图做的倒是一个集权下传统的交易,就是我给你自由和生命,你给我人格和尊严,这个误用了法律的交易原则,毁灭了法律人格平等的精神,所以交易的结果虽是和平的,但是案例作用之坏,对社会的不公起到的一种放任鼓励的作用的未来的效果,在急需饮鸩止渴的自作聪明的操纵者的把弄下,反而是继续加大社会分裂,引发暴力对抗加剧的一剂超级慢性毒药。


这样的举措我们可以从重庆的出租车事件的解决,以及众多群体事件政府的让步缓和来看,但是其精神要义与明显的集权下的清官文化类似,都是在掌握绝对权利下的恩赐,恩赐的程度是让一群“贫穷而赤手空拳的奴隶(李尔王)”们继续挣扎在食尚果腹的生存线上,从而延缓激烈的爆发。虽然这看上去有点儿与民对话的意思,但是从对话的发生来看,这样的对话是被迫的,裁定权在政府手中绝对化的实际情况毫无改变,这比以前尚可由地方贤达和乡绅请命的基层有限自治是历史的退步。这个退步的根源在于从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逐渐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有关,延续到今天就是网管的存在,在经济部分开放下的政治僵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阻碍。


司法问题,其实是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证明公平性的一个基本指标。从曹刿论战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可以得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这样的实现公义的政治是凝聚力的基础,可以让人民“战则请从”。看今天的社会凝聚力的丧失,我认为今天没有当年粉碎文革和平反下的大环境可以支撑对越作战,万一现在发生战争与动乱,在民族主义口头虚化,社会凝聚力丧失的情况下,社会崩溃混乱的危险性在加大。在司法难现社会公平的情况下,司法权威和对法律的畏惧感非常之轻,以至于高考可以公然作弊。这样的环境下结合民意的话语权的丧失,对民意的彻底蔑视彰显于媒体,类似任志强这样的大嘴每天不停的火上浇油,这是因为企业缺乏诚信既没有法律制约,也没有旧社会社会共识的管制,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强烈的投机心理对于经济的破坏,对于政治的腐蚀,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制约,却受到了疯狂的鼓励。


所以利用权术去做民众的心理试探,看看民众的底线在那里,似乎邓案的结果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得意大可不必。这个结果是一个极其蠢笨的结果,是政权、社会、民众多方博弈下的共同失败。


1、对于政权内部激励不但不足以警示腐败,却将腐败的成本底线继续降低,给与了腐败分子一种权利司法下的心理保障!对于政治结果,不但知识分子全都不满意,民众也完全不满意,因为民众受害的前景预计反而增强了!


2、社会激励机制搞错,本案上策其实为宣判邓无罪,然后判黄得志们一定的刑罚,哪怕6个月监禁,这样社会的政治支持可以轻而易举的改善;中策为判邓玉娇轻度有罪,也判黄得志们一定的刑罚,这样既警告了反抗者对权柄的畏惧,也警告了体制内的违规者,可以是双重警告;下策是判成现在的结果,任何一个地方都充满漏洞,不但知识分子、民众不满,甚至内部的纪检人员也不满。这个结果唯一的胜利者是以黄得志邓中佳为代表的基层小隶,也就是贾府末日前奴才开始欺主的景象,其实这样的人的所谓利益,对各方最不重要,贾府也不至于打了陆大家的奴才,其他所有奴才就全体辞职,反而会全体准时上班,因为他们靠工资过活的。


3、民众的失望,结果对民众是一记超级耳光,因为中国传统甚至世界传统对于女性贞操的重视,是所有文明的兽性底线,这样的行为处理到轻描淡写,对于受害者的没有社会舆论认同的判决,侮辱了所有的草民,从布衣走卒到没有政治地位的富人、知识分子都被侮辱,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之低下和没有保障,还不如贾府的底层奴才来得值钱。


4、对暴力的鼓励,最后就是证明如果不使用最激烈的暴力搞出大事,假如让邓贵大门遂了意,那其实结果显然会更荒谬,可能会不了了之,甚至判定出什么卖淫嫖娼的性质来,结果就是民众在绝望下开始选择个体和集体的暴力,而以江西最近为例就导致了社会集体暴力,最后政府的妥协又形成了这样一种激励,不搞大就不行以及法不责众,如果有什么人要利用“黑社会”去控制民众集体暴力,那一旦不可避免的走火,恐怕立成燎原之势。


所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是想办法利用这个改良主义者最后的机会,去进行司法抗诉,以得到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社会公义来体现社会治理的前景是光明的,开玩笑的是即便黄得志们真的是无罪的,他们也必须作为社会公益的牺牲品,他们开着豪华车拿着一厚刀钱到这样的场所,在古今中外的文明史上都是自寻死路而已。


最后对于出主意弄出这样结果的狗头军师们,其水平足以受世人嘲笑,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还做这样成本高昂的试验,想要测试民众的底线,这无异于小孩子在柴房玩火。在这样浅显的案例下得出荒谬的博弈结果,甚至将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智商拉回到了夏桀时期,不过这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真相。


制度需要反思的是如此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弄到一个最坏的选择。避免这个结果不管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大学三年级学生都可以避免,所以这证明了政权的另一个风险,就是人才的缺失导致执政团队在才干上的无能,和平时期是不需要打手的,如果智商都像“疯狂的石头”中的“脑有病”,那一个可悲的政权,将有何能力自赎?


21世纪的自赎,只有靠在政治上的不断改良,目前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这实际是要求执政纲领的明确下对于司法的导向性是实现社会公义以提高凝聚力,还是彰显特殊利益群体的霸权而走向很不光彩的历史轮回。如果一个政权无非是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工具而没点理想主义的悬念,那结果无非就是相互的暴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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