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甲申三百六十五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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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4][size=16][center]甲申三百六十五年祭 文/吕伟明[/center][/size] 三百六十五年前的甲申年,公元1644年,既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也是大顺永昌元年,还是清世祖顺治元年。这一年,以崇祯帝煤山自缢为标志,明朝灭亡。虽然明朝皇裔永历帝十八年后死难,抗清势力在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才土崩瓦解,然而事实上在甲申年之前,大明王朝便已经无力回天。 在甲申年的前一年癸未年,李自成在汝州大胜,破潼关,杀明军主帅孙传庭,进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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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五年祭




文/吕伟明



三百六十五年前的甲申年,公元1644年,既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也是大顺永昌元年,还是清世祖顺治元年。这一年,以崇祯帝煤山自缢为标志,明朝灭亡。虽然明朝皇裔永历帝十八年后死难,抗清势力在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才土崩瓦解,然而事实上在甲申年之前,大明王朝便已经无力回天。


在甲申年的前一年癸未年,李自成在汝州大胜,破潼关,杀明军主帅孙传庭,进破西安,进而东入山西,西下兰州等地,大明西北要地尽失;张献忠游击江南,先后取武昌、长沙,决策入川,大明半壁江山骚动;清兵在攻掠山东后北还,明首辅周延儒驻通州督师,清军运送子女金帛出边墙者不绝于途,明军不敢邀击,直到清兵撤离完毕,周延儒才回京师。清兵南侵,前后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降一州、五县,俘获人口、牲畜、金帛以数十万计。大明治下,已无一隅安然无恙。崇祯所在的京师,已是孤城一座。这种局面,到了甲申年只能是越来越恶化。


后人从甲申年胜负各方的不同评价中发现:无论哪一方,都对崇祯既敬且怜。《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甚至,连进攻京师的李自成也在《登极诏》里百般惋惜:“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直至后世,清末的士人曾经感叹,如果清兵攻灭明朝,崇祯如果不死必然封王,偏偏他的性子太刚烈。


其实,是真心惋惜也罢,还是虚与委蛇也罢,崇祯在甲申年所处的困局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明朝二百年吏治的腐败,到崇祯年间便已经打成了一个只有剪断才能打开的死结。


明朝末年,宗室贵族、官僚豪绅逐渐成为社会压迫力量,明初即规定,皇子除嫡长子继承皇位外,其余皆封亲王;亲王之子除嫡长子承袭王位外,其余皆封郡王,直到六世孙以下为奉国中尉,世袭罔替。到崇祯即位时,宗室人数有多少,史书记载不一,多者说有近百万,少者说有二三十万。明宗室剥削百姓的主要形式有禄米和田庄两种,朝廷规定亲王每年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以下递减,至二百石为最低额。明末全国人口约六千万左右,宗室人口若以二十万计算,则平均每三百人要供养一个朱家子孙,每人每年至少要缴纳禄米一石。嘉靖年间,御史林润上书备陈禄米之害:“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除禄米之外,宗室还拥有广阔的庄田,几万顷之数屡见史籍,而官僚豪绅兼并土地的势头丝毫不让宗室,如万历以后,福建州府“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江南苏松一带,“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河南的“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湖南湘潭县“有田者皆巨室富人”。以上虽只是某些地区的几个事例,但反映了当时官僚豪绅兼并土地及土地集中的趋势,而广大农民“每以贫富不均,涓涓疾视”,“各佃含怨”。


明末贫富悬殊如此巨大,而富者皆有特权,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越烈,国家财政越难以周转,压在平民身上的税赋越重。朝政的日益腐败使得这些税赋成倍数增长。以驿递制度为例,明初驿站管理甚严,只有极少的军人和钦差可以使用国有的驿站,开国元勋之一的陆仲亨只因违规使用驿马,便被朱元璋贬往雁门。可到了明末,驿递制度成了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渊薮,地方官员趁待客之机自肥已成定例,由此摊派在地方百姓身上的负担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当时,“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陆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之也”。崇祯年间,边患日重,财政不支,刑部刘懋上书请裁减驿站,节省开支用于边防。崇祯一下子砍掉了全国驿站的三分之一,有大批驿卒失业,其中之一便是李自成


明末农民,上有皇家宗室禄米之赋,又有官僚缙绅的盘剥,再加上因弥补国家财政支出而不得不逐年增加的赋敛,已经是所剩无几,度日如年。偏偏在崇祯年间,天灾不断。崇祯二年,“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的羽翼开始丰满。到了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这时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便已经横行半个天下了。义军扫荡之后,“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有的地方“诸大姓无有存者”。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以牛金星为大学士,设六部尚书。二月,入山西,破太原。明总兵周遇吉战死于宁武关。三月,大同、宣府、居庸关降。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至京师城下。十九日,破城,崇祯自缢。李自成录用降官,命刘宗敏拷掠勋戚贵官追赃。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拒绝诱降,求援于清,四月,清睿亲王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率军抵达山海关,李自成北上讨吴,大败而归。清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次日弃城西撤。


比较一下崇祯和李自成在甲申年的境遇,后人对崇祯的批评较为客观,《明史》有云:“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他刚愎自用,不能虚怀纳谏;知人善任,优遇有加,可一旦翻脸,严酷无情;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崇祯欲为中兴之主,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比起崇祯,李自成在史书中做了三百年的“流贼”,三百年后才被洗白为“农民英雄”。可事实上,李自成在流寇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便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而甲申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围攻京师之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明季北略》卷二十谓:贼攻平则门,逾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可见李自成在攻灭明朝之前,已经将最低的期望值定位到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水平,而攻占京师的目标便是称帝。在此之前,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便基本上因袭了明王朝的一整套机构,并且还制定了一套讳法,进入北京之后,更进一步发展到文字禁忌。《平寇志》卷九说李自成自称顺王后,禁民间用“自成”、“闯”等字,又请来“天”作保护神,将其故里名称冠上“天”字,如“天保府”、“天保县”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李自成为了证明自己建国称王是顺天应人的事业,还借助神学、天命来神化自己。这种变化,不仅势必要接受明朝的全套衣钵,更无法抵抗腐败吏治的传承与侵蚀。


紫禁城的龙椅换了主人,大明官吏们转而辅佐李自成,这些人被吸收到农民政权后,基本任务是帮助李自成向封建帝王转化,并使大顺政权从内部到形式按照官僚缙绅的意愿趋向统一。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些人的活动有明显效果。首先,起义军占领京师后,这些人将明末官场的腐败作风带到大顺政权内部,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等拉帮结派,各成势力;其次,这批人的生活方式腐蚀了政权肌体。一批将领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挟妓欢呼”,或耽乐酒色。而李自成自己既未部署重兵防御清军,也未派良将继续讨伐明军,而是将在京师获得的大量财富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国榷》引用了李自成的原话:“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西安!”这时的李自成只有项羽的志得意满,才生出了富贵还乡的念头,或许可以这么说,李自成根本没有将京师做为自己的久留之地,所以他才放纵将士们花天酒地,甚至默许追赃滥及无辜,横行天下的大顺起义军就在这短短的四十天里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山海关之战后,大顺政权所辖各地官绅纷纷叛乱,李自成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甲申年五月,多尔衮入京师,令将士乘城,厮养人等勿入民家,严禁兵士抢夺。清廷为崇祯帝发丧改葬,谥庄烈愍皇帝,陵称思陵。并谕令各地投降,“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转而停止执行剃发令。是月,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先称监国,旋即帝位。六月,清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多尔衮谕京城内房屋被圈者免三年赋税,清兵进入山东、山西。南明马士英荐举阮大铖,东林、复社人士群起反对,党争复起。


三百六十五年后,我们将当时的天下局势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明朝旧有版图内四分五裂,自山西、河南以西,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控制四川大部,并于十一月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清军占领京师,开始经略华北。除此之外的残破地盘,属于南明小朝廷。当时的南明政府,手中连像样的精锐部队都没有,长江以北的军团在多年来与李自成的征战中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更遑论与大败李自成的八旗精兵作战。与此同时,在大顺与南明两个政权内部先后出现了政治危机:七月,清宣布取消正额外一切加派,李自成退回西安,谋臣李岩被牛金星谗杀;八月,明马士英、阮大铖向东林、复社人士进行报复。福王选淑女,遣太监至苏杭采访,民间嫁娶一空;九月,明将高杰、黄得功内讧,史可法居中调停,高杰进屯徐州。明使臣左懋第到北京求和。至此,无论是在军事实力还是在政治优势上,清廷都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时机。当平民百姓对政府有“吾与汝偕亡”的严重对立时,这个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便是迟早的问题了。很不幸的是,在甲申之前的两千年和之后的三百年里,这个结局不断重复,最终成了一个从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的历史怪圈。


甲申年十月,清世祖即皇帝位,重申废除明末加派赋税。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命多铎经略江南,阿济格西击李自成。清军入宿迁。十一月,清军取得山西全省。十二月,清开始圈地,命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多铎渡黄河南下。南明重翻逆案,重颁《三朝要典》,阉党复兴。僧大悲自称亲王,被捕下狱,阮大铖阴谋借此兴大狱,罗织清流。三百余年后,后人每读至此,大多不再为明亡惋惜了。


甲申年从年初到年尾,一年之内,天翻地覆。可是甲申年的惟一结局——明亡却是慢慢下沉,一朝覆灭的。那么甲申年之后的三百六十五年里,是不是还会重蹈覆辙呢?


甲申一百六十五年后,公元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加盐价每斤三厘,每年得银四百万两,以备河工。安徽历年亏空一百八十余万两,已补者不多,新亏又增三十万两。查办仓场舞弊事件,已革仓书串通办事人员,窃米十数万石。工部书吏私雕假印,冒领库款十四次。上谕切责大臣司员“因循疲玩”之弊。徽州宁国府世仆身份常有争议,规定以现在服役者为断,凡现在服役者,主家放出后三代所生子弟方准捐监应试。明亡一百六十五年后,官僚缙绅再次成为社会压迫力量,国家财力再次左支右绌。


甲申二百六十五年后,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廷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摄政王载沣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安徽强烈要求清廷收回铜官山矿权。上海裕慎丝厂女工数百人拥至公堂,要求向资方追还所欠工资。清廷以泄漏机密、有碍交涉为罪名,封禁《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馆。张之洞去世。各省咨议局开首界常会。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30余县,灾民近300万人。明亡二百六十五年后,清朝版图之内虽然勉强维持大一统局面,但割地赔款已经使国家破产,晚清官场贪墨程度也远胜明朝,明末海瑞尚且敢上书皇帝直斥其非,但到了清末基本上便是集体沦陷了。当所有的官员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个国家便无可救药。


甲申三百六十五年后,公元2009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发生火灾。菲律宾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古交屯兰煤矿事故,77人遇难。松原高考舞弊案,公安局屏蔽车被围攻,监考老师被殴。广东要员陈绍基、许宗衡案发,风声鹤唳,贪官纷纷外逃,卷走上百亿资产。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曾号为“五毒”,与百余女子有染,终因贪渎入狱,至今年因在狱中出版书籍减刑三年半。明亡三百六十五年后,惩千年历史之积弊,民间殷富远胜往昔,然衮衮诸公挟公权力之威而成玩乐之风,民虽富但弃地务工者达千万之众,无地恋栈即成流民,官僚缙绅暴富者比比皆是,纵情声色犬马,为官廉耻皆无,终成不平之势。司法、财富及种种优先权皆被官僚缙绅所占,日积月累,势必重蹈历史的怪圈。


如果将一日看成一年,那么我们过一年的时日,便可以抵得上甲申以来的三百六十五年。甲申三百年的时候,郭沫若曾经写过《甲申三百年祭》,轰动一时,开国元勋们曾经视若至宝,列为整肃军纪政纪的读物。而今已过六十五年,国家外无强敌,政风与六十五年前相比如何?如今谁还记得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历史教训?十四年前,《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写得明白:“今天,共产党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战胜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种种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而且还必须不断清除那些党内的蜕化变质的蛀虫。官吏的腐化堕落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应不应该让这种现象合法化。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这种危险有着最清醒地认识,明确地提出共产党内部有出现特权阶层的危险。那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既握有权力又占有资产的人。真正的政治特权一定会通过经济特权表现出来,而且一旦这种转化合法化,一个官僚垄断集团就会迅速地产生出来。如果从共产党内发展出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那人民共和国就名存实亡了。”


三百六十五年后,中国无论从国力还是版图都堪比历史盛世,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盛世往往隐伏着祸患,当前的中国既有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员集团,自然也有历史上最脆弱的财政,更有历史上数目最浩繁的流民,治理难度更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吏治清明不仅是黎民之福,也是国家之本。否则的话,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成为悲剧人物,谁都不能例外。




2009年6月21日5点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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