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被人称为"曾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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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文章摘自《还原清末枭雄的真面目:曾国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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