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亮 段祺瑞何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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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亮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 “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内阁总辞职,段琪瑞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执政府和国会在事件的处理上及时而到位,段祺瑞本人的态度也算诚恳而坚定,但终究覆水难收。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无论性质如何,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已经彻底崩溃,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荡然无存。诚如周作人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其“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无论是谁下令开的枪,政府的都难辞其咎,作为负责北京城防的军方最高长官鹿钟麟罪责难逃,作为执政官的段祺瑞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要为此付出良心和道义的代价,“元凶”“刽子手”的骂名将如影随形直到坟墓。


自作自受,由它去吧。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试者换个角度谈谈段祺瑞,尽管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道义风险,但我还是愿意从人性的层面解剖一个元凶,从中排列出几个值得称道的基因,供大家研究。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感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是段琪瑞心灵深处人性之善的瞬间回归,也是段祺瑞有别于历史上同类屠夫的明智之举。


我之所以这样柔和的笔调挖掘段祺瑞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出于比较鉴别之后的一种理性陈述。我在想,假如有两个屠夫,一个人杀人后,突然良心发现,追悔自己的蠢动,翻然悔悟,放下屠刀,痛哭流涕跪倒在死者的身旁真心忏悔;还有一个人杀人后,不仅没有任何悔意,而且还举起滴血的屠刀仰天大笑,对他的同伙说:“对软弱不必仁慈,对死亡不必怜悯,对屠杀不必有眼泪。”然后呼朋引类,举杯痛饮,弹冠相庆。哪一个更可恨?所以,两相比较,我宁愿宽恕前者,诅咒后者,基于这个简单而无奈的的理由,我宁愿树立一个有人性的屠夫给没有人性的屠夫作一个榜样,规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即使段祺瑞是个魔鬼,我也愿意在阎罗面前给他说几句好话。


我说的三句好话是:一世英名是其实,毁于一旦是其悔,皈依佛门是其真。


先说一世英名是其实。


段祺瑞在武昌起义后,作为清王朝主力部队的统帅,机智拒绝执行王朝的镇压命令,并以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兵谏相威胁,力促清廷接受孙中山的共和制,之后又坚决反对帝制复辟,人称有三造共和之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这时段祺瑞也被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段祺瑞按兵不动,为起义军提供了难得的壮大机会,助推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屡次向朝廷进言,陈述共和思想,并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但不为清廷接受。 同年2月,段祺瑞准备以清君侧为名实行兵谏,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高级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如若不然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同时,为了强势压服清政府,段祺瑞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距京畿一步之遥的保定,对清廷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兵谏对清廷退位、推进共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帝国王朝终于正式宣告覆亡。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民国初年最耀眼的主将。


一个庞然帝国,短短四个月零两天就灰飞烟灭,教训极为深刻。当共和理想已经深入人心,而执政者却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一个蝴蝶效应就可以让一座帝国大厦轰然坍塌。从段祺瑞对武昌起义和大清帝国的态度上可以证明,当民主与独裁、共和与暴政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 进步理想、人心所向、公理正义成为最终抛弃王朝走向共和的决定力量。载舟覆舟,只在一瞬。 所以, 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下跪上书,都是社会良知传递给执政者医治病态社会的强力速效救心丸,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武力相拒。如果执政者情不能感、理不可喻,那只有一个结果,康有为跑了,孙中山来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言不虚,吾当铭记。


以上闲话,回到正题,说说段祺瑞反对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称帝,段祺瑞身为袁的老部下,采取了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并暗中倒袁,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形势下,皇袍加身83天就取消了帝制。在这场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段祺瑞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由于《临时约法》的缺陷,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黎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安徽督军张勋以进京“调停”为名。率其“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并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 段祺瑞闻讯旋即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并于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维护了共和体制。段祺瑞出任执政府总理,身名显赫。


再说毁于一旦是其悔。


“三一八惨案”发生,彻底粉碎了段祺瑞的英名梦,尽管事发后段祺瑞立刻跑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长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并严惩凶手,发布抚恤令,告慰死难学生家属,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裁定“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内阁总辞职。但段祺瑞的执政府彻底失去了民心,作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丧失殆尽,难以继续维持。段祺瑞良心受到煎熬,四处派人解释说清,主动与吴佩孚、张作霖进行联络;同时找到张学良,希望各方诸侯原谅他的屠杀行为。但事关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人就是地狱的种子,何况是四十七个鲜活的年青生命,铸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错,在劫难逃,永无轮回,谁敢原谅他?谁敢继续支持他?谁敢让他继续执政?此时,吴佩孚又大军压境,并要求驱逐段祺瑞。负责城防、镇压学生的鹿钟麟突然于4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将屠杀的责任全部转让给段祺瑞。四面楚歌,内外交困,段祺瑞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20日通电下野。此时距“三一八”惨案发生仅仅32天,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世英名毁有一旦,常使英雄泪沾巾啊。


皈依佛门是其真。


段祺瑞最终皈依佛门,修居士戒,是其真心本性的回归,谚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愿如此。


但我想,无论怎样,段祺瑞作为 “执政”,滥杀无辜罪不可赦。唯一可恕的是,事件发生后,他能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宣布自己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杨老认为,此举虽为善举,但丝毫不能减轻其罪孽。罪孽的深重,不在于杀人的数量多少,而在于杀人的性质,以政府名义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杀戮,杀一人与杀万人,反映出的都是独裁、暴力、黑暗。宋王朝枉杀岳飞,虽为一将,但直接后果是导致民族凝聚力全面崩溃,最终葬送了一个王朝,始作俑者秦侩跪在岳飞坟前跪了近千年,其夫人裸露的双乳被过往行人摸来摸去,本是黑铁所铸,如今亮度和光洁度几近于不锈钢。苛政猛于虎,屠杀犹猛于苛政,祸及己身,还得泽及妻室子孙,因果报应,分毫不爽。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人生如此,政治如此,平民如此,政客如此。不同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不慎,影响的只是他的一生;一个政客的不慎将会留下万代骂名,成为供后人不断反复解剖的尸体标本。历史的价值取向是无情的,任何人都不能将功补过,更不能功过相抵,佛语曰: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无法取代,无法替代,神通再大,不敌业力。为民为政,当以通鉴。还有一句,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斯大林那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不知害了多少人),而是由人民书写的。段祺瑞不能写,秦侩亦不能写,斯大林更不能写。


杨老之所以点灯熬夜要替段居士说几句好话,只是因为——段祺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下跪方式向人民谢罪的最高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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