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1988.08.05)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虽然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过去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


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最深的历史失误就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中略)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


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当我们把所谓“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


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十八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杰出人物,群星灿烂,辉映天空。


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较,同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犹如衰颓的老翁,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古代曾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


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这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


一定意义上,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中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十八世纪的乾隆盛世,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中的艰难。


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阻遏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


本来历史进展中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则使人们闭目塞听,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竞争的能力。


明代后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发生了继佛教之后的外来文化第二次大规模输入,而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


康熙后期,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雍正初年则严禁传教活动,也限制中国商民出洋。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前朝的政策,限制措施日益严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限制尚少,但后来,乾隆帝在一口通商与多口通商之间选择了更为封闭的前者。


清朝进一步强化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闭关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致使中国人和知识界对西方的发展一无所知,一旦外国武装入侵,就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使团访华是促使历史实现转轨的关键时刻,但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


环观十八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


十八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大批传教士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十八世纪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商业关系,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外国势力的警惕与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马戛尔尼使团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条款,有一些对中国的主权有损,应予拒绝;而不少条款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要求,可以接受,或经过谈判,加以修改。清政府概予摒斥,甚至拒绝谈判,迫令使团立即离京,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当时,中英矛盾尚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都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创造有利的交往气氛,才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么,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兵戎相见,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


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历史转轨时显示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人们对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不愿打开中国大门。


另一方面各种人物和势力也作用于历史进程,尤其是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与失误。乾隆的政策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判断利害得失,顺应潮流,应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应该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


乾隆帝的国内政策和治绩有成功的一面,但他的对外政策是保守而失败的。他没有察觉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而一味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