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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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6_20_84924_9484924.jpg[/img] 冯玉祥 1928年7月2日,有位中国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有关报道的题目叫做《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时代》周刊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站起来足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万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物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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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1928年7月2日,有位中国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有关报道的题目叫做《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时代》周刊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站起来足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万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物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冯玉祥是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三位中国人物。



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当时中国最强者的冯玉祥将军出生于一个清军下级军官家庭。1893年,冯玉祥到其父的军营中挂名领饷,在入伍前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冯理达:这天他们来招小兵。小兵就是十几岁的。他们说冯小二还不错。光知道小名。后来一个就说,咱们给他起个名,叫玉祥,冯玉祥。


冯玉祥最初步入行伍只是为了领饷贴补家用。由于勤奋好学能吃苦,冯玉祥很快得到上司赏识。


冯理达:当时叫饷,就是工资啊。那时很多人抽大烟,没底气。没底气就叫不了操。谁叫操就多给,我父亲就天天在操场上叫,这样他就能够多得点。他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挺潇洒的,叫帅哥吧。


在《时代》杂志的照片下面还有一段简洁的说明文字:“中国的***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冯玉祥皈依***,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念《圣经》,唱圣歌,这些做法在当时算得上是特立独行,更让世人感到好奇。


冯理达:我父亲后来到了常德。他到那儿的时候,就和李烈钧、蔡锷反袁世凯做皇帝。在常德的时候,有一个军官得了癫痫,抽风,请好多人治病,都治不好。后来美国教会的一个牧师也被请来给他治,没想到那个发癫痫的人身上有把枪,一下把牧师打死了,这就成了国际事件,当时很紧张。可是没想到,牧师的夫人说我丈夫还没有给治好,我还要继续给他治。这种精神感动了我父亲,一下就觉得***不错,就信基督了。信基督以后,他就让他的战士全拿大桶泼水,受洗礼,佟麟阁就是那个时候受的洗礼。我父亲的部队全部受洗礼,他下的命令。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连年内战,冯玉祥在乱局中崭露头角。他曾发起反清“滦州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1924年他发动“北京政变”,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他举行五原誓师,率部北伐。在此期间,冯玉祥凭借个人威信,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冯系军队。


冯理达:我父亲他很孝顺,所以他招兵都先拍拍肩膀问孝不孝,你要不孝你就不忠。所以佟麟阁、赵登禹都被拍着肩膀问过。


记者:您父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他的部下散掉了,但是到他一回来了又聚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冯理达:没主心骨了呗。另外就是他以身作则,他打枪特别准,不是说领导就什么都不会。他也让我们打枪,跑到三阳观,就泰山的后头,趴在地上打步枪。我还记得顶得我这特疼,那就得锻炼。他以身作则,对他的下级一个是严,一个是慈。


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统领的军队超过40万之众,成为当时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正是在这一时期,冯玉祥与活跃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蒋介石结为金兰之好,开始了两人长达20年的分分合合。


1927年6月,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的途中第一次见面。冯玉祥后来在他的自传当中是这样回忆的:“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就在他们这次会晤之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蒋介石第一次被逼下野,东渡日本,又是冯玉祥联合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通电支持蒋介石回国,共同拥护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回国复职后重回权力中心,不久,他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1928年2月18日,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互换兰谱,正式结盟。蒋介石送给冯玉祥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而冯玉祥送给蒋介石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冯理达:他两个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你是我哥,我跟着你干,四句话没有别的。我父亲第一句话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就是为了三民主义“海枯石烂,在所不计”,我跟你拜是为了三民主义。


对于蒋、冯结盟兄弟,冯玉祥后来在1948年回忆说,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得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有用处。不过,让世人诧异的是,这对兄弟结盟刚刚才一年多的时间就以兵戈相见了。1929年,因为国民革命军编遣问题和山东事件,冯玉祥与蒋介石矛盾激化,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蒋、冯战争爆发。由于部下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在与蒋介石的军事冲突中失败。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手,蒋、冯、阎战争在中原爆发。这场混战开始前,有一段时间阎锡山将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以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冯理达关于父亲的最早记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冯理达:在晋城,阎锡山把我们扣住。我那个时候很小,也就四五岁,我记得每天睡醒觉让我拿一本大书。我特别讨厌那大书,那么厚。我要拿起,然后我妈妈念,我爸爸听,就是《资本论》。所以我从小就记得那么一本厚书,我心想,这本书怎么那么沉呢。再一个就教我劳动。那传令兵的臭袜子都让我洗。所以说,我从小就觉得第一个得苦干,第二个得学习。这都是给我的一个印象。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要么被蒋介石击溃,要么被收买拉拢,冯系军队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了再与蒋介石决一胜负的能力。他脱离了军队,过起了隐居生活,不过他仍然多方活动,准备武力反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在峪道河隐居的冯玉祥耳中,听到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冯玉祥气愤至极,在他看来,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因此必须“促贼离开”。以救国家。冯玉祥抗日救国之坚决,从冯理达记忆中的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冯理达:我大哥哥是1926年入党的,后来到日本,一个日本女孩看上他。后来我哥回来,就跟我父亲说要结婚,我父亲一听,把他捆上,拿鞭子抽。在城里有个办事处的人找我妈妈,说您要不去非得抽死不行。后来我妈妈去了。


面对蒋介石的消极和不抵抗政策,冯玉祥先是与其他反蒋派互相配合,逼蒋下野,之后又出山赴京,奔走抗日。在对政府抗战感觉无望后,冯玉祥决心自筹武力反蒋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10万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任同盟军总司令,与日伪军展开作战。6月,同盟军收复多伦。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攻克日本军队侵占的重要城镇据点。


收复多伦为冯玉祥和同盟军赢来了公众舆论的同情和喝彩,但南京政府却极端憎恨同盟军的公开抗日行动,认为这破坏了南京的对日政策。而且,对于蒋介石来说,老对手冯玉祥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也对南京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南京方面就千方百计诋毁同盟军,甚至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面对蒋介石和日本军队的双重威胁,冯玉祥最终不得不撤销同盟军总部,兑现他志在抗日、枪口绝不对内的誓言。


冯理达:我父亲主张一致对外,对内大家要和平。后来蒋介石又让何应钦从背后打。我父亲说“那就算了,我不打了”,又回泰山了。


1933年8月冯玉祥卸职后离开张家口,携带家属来到泰山,再次开始隐居生活。虽然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段黯淡无光的日子,但在童年的冯理达看来,能够与父母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却是难得而珍贵。


冯理达:那时候就和我母亲天天去学习,到烈士祠堂。烈士祠堂是我父亲盖的,纪念过去牺牲的烈士。他要求我们每个星期要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然后是要背诗。他总是跟我们讲他怎么样学习,有的时候他出去我们就跟着,我们住普照寺,到小王庄,一路走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看现在是打闪,有的时候要打雷,打闪到打雷你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打仗的时候你一看炮火出来了你就数,等听到声音,然后你就知道敌人离我们多远。夏天晚上躺在大石头上,陶行知的儿子陶宏是搞天文的,他就教我们看星星。我爸爸就说你一定要懂得看星星,到时候不会迷路。


1935年9月,蒋介石电约冯玉祥到南京“共商国是”。冯玉祥后来回忆说,他是为了抗战才到南京,如果不抵抗日本,他是不会到南京来的。在孔祥熙举办的宴会上,蒋介石向盟兄忏悔认错,而冯玉祥则认为蒋介石有了很大的转变。

记者:你还记得到南京的情况吗?


冯理达:记得呀,从泰山坐火车去南京,在渡口过江,都记得,那时候都十几岁了嘛。


1936年,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一年年底“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后局势混乱,冯玉祥给张学良发过几次电报,劝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回京,并且在电文中表示“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冯理达:蒋介石被扣了,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眼泪。我们没有房子,住在韩复榘公馆。我父亲在二楼,坐在那,我妈妈坐在旁边,她就让我拧手巾。后来我了解,就是何应钦要炸西安,我父亲主张绝对不能,对内要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玉祥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后第六战区被取消,冯玉祥的司令长官职务也就跟着被取消。1938年12月,冯玉祥一家随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住在了巴县中学。


冯理达:在巴中的时候我父亲老组织学习班。什么都讲,也讲古的,也讲今的,一天正好是翦伯赞讲话,后来我父亲站起来很恭敬地说,伯赞先生,我得请个假,出去一下。待会儿带个人进来——蒋介石。蒋介石也坐那儿听翦伯赞讲,讲完了以后,我父亲就讲了一下。蒋介石对古代历史不太懂,这首诗念的就是《三国演义》前头那首诗,他说“哎呀,您写得真好”。我爸爸说,哪是我写的。


抗战后期为筹集抗日资金,冯玉祥在四川发起“节约献金运动”,他自己带头卖字卖画,凡是向他乞字求画的一概索取笔资,作为抗日献金。1941年,冯玉祥60大寿,周恩来在贺词中称赞他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在陪都,冯玉祥也把这种精神用在他的盟弟蒋介石身上。


冯理达:在重庆,我父亲白天打着灯笼。我父亲很幽默的,不是当面指责你怎么样,而是给你讲过去的故事,引经据典。蒋介石住南岸,我们住北边城里,我父亲到那去。因为当时确实是黑暗,到处是特务,学校也有特务。他想了个办法,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哎呀,二哥,你怎么大白天的打灯笼,干嘛呀,看不见了?”“对,看不见。”父亲顺着蒋介石的话说。


记者:在重庆的时候您父亲有没有受到蒋介石他们的控制或者监视?


冯理达:当然控制了。像后来“较场口事件”,我妈妈挨打,特务专往头上打。 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但是呼吁民主的这场集会却让蒋介石大为光火,他下令派兵镇压,酿成著名的“较场口血案”,在被镇压的集会人群里也有冯理达的母亲。


记者:您知道您母亲挨打的事吗?


冯理达:过后我才知道。我母亲受伤了。本来是庆祝政协,结果特务就搞乱了。那时候郭沫若这些人都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一家乘船离开重庆回到南京。由于感到与蒋介石矛盾日深,在国内无所事事又不安全。冯玉祥于是借考察水利的名义提出出国。蒋介石答应了冯玉祥的要求,送给他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让他到美国考察水利。蒋介石最初的打算是想把冯玉祥一人放逐海外,而把他的家属留在国内作人质。冯玉祥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坚持要求夫人和儿女随同,理由是便于照顾生活。蒋介石又提出条件,要求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加入国民党、女儿冯理达加入三青团,否则不发护照。冯玉祥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只能让步,不过只给了李德全和冯理达的护照,其他儿女的护照却拖延下去。


冯理达:那时候我父亲决定去美国。我们走的时候周总理、邓大姐都在上海送行了。我们住在淮海路,那时候叫霞飞路1881号。周总理、邓大姐又专门和我妈妈谈了好久。


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夫妇带着女儿冯理达一行8人,从上海码头登上客轮驶向美国。冯玉祥到美国考察水利,出国前,他还写了一首诗:“这次远去美利加,时刻不忘我国家,德智群体都研究,回来建设新中华。”第二年9月,冯玉祥的另外3个孩子在女儿冯理达的未婚夫罗元铮的陪同下,历经辗转也来到美国。


冯玉祥66年不寻常的生涯当中,最后两年是在美国度过的。这期间冯玉祥不断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最终蒋介石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而冯玉祥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过去的结拜兄弟最终变成了死对头。1948年,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战场对决中取得了优势,毛泽东通电全国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新的联合政府,冯玉祥在被邀请之列。这年7月,冯玉祥决定与家人一起绕道苏联回到祖国,但是谁也没想到,因为一场意外火灾,冯玉祥不幸在黑海遇难。


记者:那两年您父亲在美国主要做什么呢?


冯理达:刚开始去的时候是看水利,去了好多地方。


记者:那您父亲会英文吗?在美国怎么生活?


冯理达:他学习,到1947年以后他自己能够上街,还买票看电影,看一半就走了。很快他就习惯,他也会说话,自己出去都没关系。我还有一张和我妈妈的相片,两个人买酸奶,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


1947年春夏之际,中国国内青年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酿成“五二0惨案”。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冯玉祥十分愤慨,他在旧金山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暴行,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还一直同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结成反蒋统一阵线。


冯理达:这时朱学范从纽约到我们这儿,我们住在柏克利。他要回香港去,我父亲就给他一封信,写给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的,说咱们都是国民党老党员,现在蒋介石这么搞,我们得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我父亲坐那儿,我递的这封信,所以我说我是民革的见证人。朱学范回去了,到了香港,宋庆龄在上海,他又到了上海。宋庆龄、何香凝都认为应该马上成立。李济深说是应该等等啊,宋庆龄说不能等,何香凝也说不能等。所以就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1948年1月份。李济深是主席,我父亲是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分会的会长。


自从针对“五二O惨案”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后,冯玉祥处境愈加困难,他经常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出现在自己周围,甚至还接到恐吓信,信中严厉警告冯玉祥停止攻击蒋介石,否则性命将会有危险。1947年9月,在纽约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希望冯玉祥到东部去组织成立和平民主联盟,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活动,冯玉祥接受了这个提议,一路上冯理达和她的爱人罗元铮轮流开车,经过9天半的行程把父母送到了纽约。


冯理达:当时特务张雪山一直跟着我们,从伯克莱一直跟到纽约,他后面开着车跟着。结果这个人是1950年从北京饭店被揪出来枪毙的。


冯玉祥到达纽约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庆演讲,公开表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打内战的政治态度。接着,冯玉祥又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除了公开演讲外,冯玉祥还让冯理达夫妇开车到华盛顿国会山,力求通过国会议员影响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


冯理达:我们一起开车到了华盛顿,我父亲还和华盛顿国会的议员谈了好多。我知道有人到我们纽约的家,也是国会的,估计他后头有人让他来。他说蒋介石我们现在不相信了,希望你冯玉祥能够回去掌握,你要枪炮、武器、金钱,我们都可以支持。我父亲说,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天听自我民听天?你看看现在老百姓,不是只是我们两个的问题。那人一听气坏了,走了。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终于激怒了蒋介石。1947年年底,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回国,冯玉祥不从。1948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的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又非正式电请美国,希望能把冯玉祥驱逐出境。


1948年年初,冯玉祥感觉到他随时可能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所以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回忆和思考,写出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由冯玉祥口述,夫人李德全笔录,描述了20年来他对蒋介石的亲身见闻,书中他把蒋介石称作是“小袁世凯”、“希特勒第二”。


冯玉祥拒绝回国,蒋介石便撤销了他的水利特使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冯玉祥一家经济状况日渐拮据,政治上的处境也日益险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向冯玉祥发出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信号。


冯理达:他们移民局说你们快到期了。所以我们赶快就到纽约。后来,潘友新说你们还是坐我们的船吧。


潘友新是苏联驻美大使,在抗战时期他曾担任苏联驻华大使,与冯玉祥夫妇可以说是老相识。在冯玉祥面临被美国政府吊销护照危机的时候,潘友新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不过,当时苏美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苏联与美国之间并无客轮往来。在潘友新的积极活动下,一艘苏联客轮被准许开往美国。


冯理达:苏联从来没有船去过,后来就派了一个船,叫“波比达”——“胜利”号。当然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苏联大使馆的那些孩子们也接回去。还有4个苏联的中央委员。告诉我们说7月31日。我们就赶快找船去。


记者:你们全家当时跟船走时是悄悄的?


冯理达:悄悄的,很突然地。


记者:知道的人多吗?


冯理达:不多,因为当时保密,也没人送。


记者:当时你们知道这个船要去哪儿?


冯理达:知道,去苏联。


记者:然后怎么样?准备回国吗?


冯理达:是准备回国。因为当时要成立新政协,毛主席欢迎我们去。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和他的家人一起在纽约登上了“胜利”号客轮,开始归国之旅。“胜利”号客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从德国手中缴获来的,船上宽敞舒适,豪华富丽,各种设备齐全,客舱分为四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行人住了4套包间,同一层还有4位苏共的中央委员。


在船上冯玉祥写了他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封信,信是写给李济深将军的。信中说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读书。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全都改变了,彼此相亲相爱。从这封信当中可以看出,冯玉祥一路上心情舒畅,对新中国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记者:船上有谁呢?多少人?


冯理达:底下舱就是学生,有200来个,上面有苏联的4个中央委员,还有我们,都是4问房子。我们8个,我父亲,母亲,我们孩子4个,还有罗元铮,还有秘书赖亚力。


冯理达回忆说,一路上各种娱乐活动丰富有趣,冯玉祥和家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8月10日。“胜利”号进入直布罗陀海峡,一个星期后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冯理达:不到亚历山大港的时候,我们船的旁边有一个国民党的军舰。我们因为在最上面住,所以父亲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报纸上也登出来消息了,说冯玉祥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948年8月17日,载着冯玉祥一家的“胜利”号客轮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停泊,期间一家人警惕万分,绝少露面。冯理达说,其实父亲冯玉祥很早就有预感会有人谋杀他。实际上,早在美国居留期间,生活在特务监视之下的冯玉祥因为担心自己会遇到不测,就已经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遗嘱。


冯理达:父亲说,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一共就七条:第一,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第二,革命委员会写的宣言和民盟沈钧儒他们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第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第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除不可;第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叫我妈妈后来全交了。


记者:什么房子?


冯理达:就在北京通县的。第六条,我死后化成灰,最好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实现,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浪费了,将来树长成了好给学校读书款,作专用。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这是让我们自力更生。以上(假设)被人打死的。完了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真的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做官打独裁。我父亲一辈子也不是为官,是为民。这个遗嘱他是带在身边的,在船上的东西都没烧掉,东西在舱里头。


在“胜利”号客轮停泊亚历山大港期间,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理达拿着过期的红色护照冒险上岸到邮局,往香港寄出了冯玉祥给李济深将军的信和他写的一首诗歌。


冯理达:我和我母亲、父亲写了一份《小燕》诗,是给沈钧儒的。他们都还在香港,意思是说我们走了,你们赶快。结果我们俩人拿着护照在埃及上岸。他们也糊里糊涂,没看见我们是过期的,就让我们下去了。


9月1日上午,“胜利”号客轮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进入了黑海,船长宣布说明天就可以抵达苏联的敖德萨市,对于归心似箭的乘客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但是没有人想到灾难突然降临。


冯理达:9月1日还开了个追悼会,日丹诺夫刚刚去世。完了说大家回去吧,然后就回去收拾,因为要到了。休息的时候我父亲、母亲没休息,就给我的两个妹妹讲26年前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突然就看见有黑烟,我小妹妹特别聪明,她说我去看看,怎么会有黑烟?后来我妹妹就没有了,什么也没找到,就剩了一块小布。


记者:到底起火的时候您父亲、母亲是在哪里?


冯理达:舱房里头,还有两个妹妹都在一间里面。


记者:然后您的小妹妹先出去?


冯理达:所以我小妹妹后来就算烈士了。不知道她出去怎么会给烧了?后来洪达和老罗到处找啊,到处摸,最后就看到她衣服上的一小块布。


记者:那起火的地方离你们房间有多少距离?


冯理达:是从楼下起的。


记者:你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


冯理达:因为晕船我就躺在我们的舱房,我和罗元铮的舱房,里头我的大妹妹第二个跑出来,她们两个舱房是对着的,跑出来就到了我们舱房,舱房还是很紧密的,一点没看见结果,她一进来,满脸是黑,说了一句“着火了”,就晕倒了。我和弟弟因为经常闹着玩走那个舷窗,跑过去就把她一下从舷窗推到甲板上。接着我跑出去,我还在想手表是戴还是不戴?我想一会儿就回来,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老罗在我后头,我妹妹醒了,这时候我弟弟和赖亚力也从舷窗跳出来,我们两个舱房对着。我妹妹说爸妈还在舱房里头,老罗和我弟弟洪达就到他们的舷窗,狠命砸。砸开以后跳进去,全都是黑烟,看不见。第一个摸着什么东西,软的,拖出来是我妈妈。这个时候水手就出来了,又砸那个门。


记者:您妈妈当时给烟熏得昏过去了吗?


冯理达:昏过去了。我爸爸拖不出来,太大了,那舷窗小,后来水手一起砸烂了那门。


记者:母亲被拖出来以后你们抢救她了吗?


冯理达:出来以后很快就醒了。


记者:那你们把父亲的遗体拖出来以后试着抢救吗?


冯理达:没有,没有药,做呼吸那时候都不懂。医务人员真惨,一丝不挂,都烧得没有了还在那儿跑。医务室也烧了,所以没有药。无线电室也烧了。我们没告诉我母亲,把她放到小船上,让我大妹妹陪着。我妈妈问,就说晓达陪着爸爸,骗我妈妈。后来我妈妈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就说你们不用骗我,我知道了,你爸爸和你小妹妹都没了。我妈妈两个星期所有头发全白了。


记者:一共死了多少人?


冯理达:他们没说,死了起码超过百人,3个中央委员死了。他们上头天花板全掉下来了,砸死了,一个是重伤,也不知道后来死了没有。



1948年9月1日下午3时,冯玉祥将军遇难。对于起火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四层底舱的电影放映员倒带,因为速度过快起火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因为船上的重要乘客不仅有冯玉祥,还有4个苏共中央委员。如今60年快要过去了,对于起火的真正原因,没有任何官方调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冯玉祥将军的遇难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记者:起火原因后来查清了吗?


冯理达:没有,说放什么片子。美国说这是阴谋,苏联也说这是阴谋。但到现在案子没有破,我想这很复杂,反正我们在亚历山大港旁边见到有艘国民党军舰,我爸爸不能出来,因为他一出来就暴露了。


在起火之后的一天一夜里,“胜利”号客轮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络,停在出事的海面上,直到有人来派了另外一艘船来接。


记者:你们这当中有多长时间啊?


冯理达:直到第二天。


记者:那你们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呢?


冯理达:就在船上过的,船上火已经灭掉了,船一边都是锅炉,锅炉没有烧。


猝不及防的灾难让冯理达一下子失去两个亲人——父亲和小妹冯晓达。火灾发生后冯理达和幸存的亲人都下到救生艇上避难,随后在苏联船员和乘客的帮助下,冯玉祥的遗体被送上救生艇。


冯理达:没有无线电室,什么东西都没有,都不知道出事。到第二天他们说人跑哪儿去了?也没有消息。这才派飞机找。


记者:那艘船也不能开了?


冯理达:还好,没有把锅炉烧了,要不然就完了,船还能开,船就停在那儿,后头一共还剩了三个救生艇。我们就跟母亲说,晓达陪着爸爸在船上呢,我们先下去。


9月2日黎明,坐在小艇上的人们苦苦等待救援船只的到来,直到天黑,一架侦察机飞来,发现了失火的“胜利”号客轮。9月3日凌晨,两艘苏联军舰全速前进,来到“胜利”号遇难的海面,幸存的旅客全部被接上军舰,“胜利”号也被拖着一起送往敖德萨。


冯理达:到了敖德萨,来了两架飞机,我们到了莫斯科。我们陪着父亲,母亲他们乘另一架飞机也到了莫斯科。


运送冯玉祥遗体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随后苏联方面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仪式完毕后,冯玉祥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料理完后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接见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表示,如果李德全愿意的话,苏联政府愿意承担几个孩子的全部教育责任,直至完成学业,以此表示苏联政府对这一重大不幸事件负责。


冯理达:莫洛托夫一个劲儿说节哀吧,说我们孩子们都可以在苏联学习,苏联管一切。


1948年11月李德全伤愈出院告别儿女,独自一人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了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


冯理达:她说,玉祥,你放心,有晓达陪着你,国内都已经来了电报了,咱们一起回去,参加政协。后来我父亲的骨灰盒一直在我妈妈那个房间里。


为了纪念冯玉祥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最喜爱的名山——泰山上。1953年10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主持下,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仪式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都送了亲笔挽联。


记者:那重新再提起您父亲在什么时候?


冯理达:就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那是1982年。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接见我们,他说了几句话,就是父亲“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还说“李德全大姐也是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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