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一个国家,南宋所创造的财富占当时全世界的60%以上;宋人成为当时蒙古人、西域人财富的象征。


财富是供人们消费和享受的,南宋的国民在消费和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骄淫腐化。“钱”成为社会矛盾的起点和终点,宋时期几次农民起义的起因,有别于其他朝代,不是因为吃不饱饭而造反,而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你多我少、分配不均而引起。


由于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宋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反过来说,当宋人的财富被消耗和破坏殆尽后,宋人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束手待擒,自动灭亡了。


蒙古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宋人的财富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源和兴奋点。蒙古人对南宋发动的战争,更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后期最高的目标也和辽、金一样,仅仅是希望南宋称臣纳贡,并没有自己完全取带代南宋的意途,有宋人帮忙创造财富供蒙古人享受何乐不为?忽必烈在景定元年(1260年)上台初始,就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郝经出使南宋,“告登宝位,布咡兵息民”之意,结果郝经被宋军扣押在宋地进退不得,直到咸淳十年(1274年)忽必烈以郝经被拘为由兴师南伐。忽必烈在南宋已经分崩瓦解的最后时刻,仍然两次派出使者与谢太后谈判,却不料国信使廉希贤和张羽等分别在途中被宋军杀死,蒙古人这才下定决心要灭亡南宋。


蒙古人在几十年的对宋侵掠战争中,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极大的消耗和破坏了宋人的财富,更使宋人的财富制造机制受到摧残。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侵扰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只能使南宋经济逐步衰败,使国贫财匮日益加剧。据史记载,宋端平(1234年)以来,宋财用不足已被视作“不可药之病”,刮之两税而农民穷,刮之盐赋而商贾穷,刮之牙皂而州县穷,只得增印楮币,饮鸠止渴。当时的两淮由于地处战争前沿,财力破坏的情形最为严重。淳佑年间李曾伯为两淮制置使时,昔“号为优裕”的两淮,“向来籍盐利以立司存”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以千万计,在李曾伯为两淮制置使时,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开支,已经要依靠中央政府来提供;两淮地区曾经是南宋的主要粮仓,每年收获的粮饷调往全国各地,只“维扬”一地每年就调出以百万石计。“今则所在磬竭矣,财力已难堪兵力之负荷”。宋延只能“补疤剜肉,血指汗颜,筹沙作米,安足疗饥,巧匠为之束手”。南宋财力的枯竭已难以支付持续战争的开支,而蒙古人的经济实力正逐渐增强,蒙古人的经济实力是拐弯抹角从宋人那里得到补充。而且,这些从蛮荒之地跑出来,每天只需要一口马奶,一块干羊肉就可以生存的蒙古人,对财富的消耗本来就很低。


蒙古人消灭宋人财富制造基地是从四川开始进行的。随着蒙军大规模进扰四川,川西富庶之地逐渐残破,四川的经济由盛而衰,由过去向朝廷进贡银粮变成朝廷向四川提供财政支持。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蒙古军队尚未深入四川,由于用于战事防备的开支太多,四川的经费“一岁之计数,收入二千四百九十二万余缗,支出五千零一十六万余缗,每年二千五百万的差数,全部仰仗朝廷科降”。淳熙年间,南宋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四川,岁入9180万缗,四川的2650万缗收入占南宋王朝的四分之一多,四川还在军粮一项上,向朝廷上交多达150万石,占南宋一年全部军粮凑集数的三分之一。而在理宗端平之后,蒙军深入四川抄掠,军费开支和对经济的破坏更是加剧恶化,每年“朝廷科降”之数,只会有增无减。随着战事的变化,朝廷还有临时性的拨款拨粮应援,加剧南宋王朝的“失血”。如1237年,朝廷任命新的四川宣抚使,特拨内库银缗为“建阃之费”,并荆湖地区粮食数十万石为饷师之用。宝佑三年,四川又更换宣抚使,朝廷诏拨十八界会二百万,专供四川行使。咸淳七年(1271)前后,南宋朝廷在财政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分别赐钱一百万和二百万用于战防开支。在这以后,朝廷再无力对四川进行财力支援了。1259年开庆元年,蒙军在围攻钓鱼城时,蒙将领术速忽里对蒙哥汗就说过:“川蜀之地,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没有财力支撑的四川,后期虽有虎将张珏领导的英勇抵抗,也很快就失败了。


在蒙宋战争中,我们通过南宋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夏贵军在十几年战争中,对财富的依赖以及对宋廷财富的消耗来分析南宋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经济崩溃的。


开庆元年(1259),进攻两淮的蒙军首先集中兵力猛攻两淮“咽喉”――怀远。夏贵奉命措置怀远防守,坚壁以抗。蒙军围城百日不下,在宋军安徽凤阳东北援兵赶到的情况下,蒙军被迫撤军而去。同年四月,朝廷诏赐夏贵溧阳田三十顷,以褒其功。十一月,又召夏贵入见,抚劳甚至,赐金带一个,银伍佰两。


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围攻鄂州的忽必烈撤军北归以后,所留部将张杰、阎旺作浮桥于湖北新州东南、湖北鄂州西北一带,策应兀良合台交广之师渡江。夏贵奉命移师堵击,与蒙军接战,得舟三百余艘。又战黄石港,再败蒙军,至黄州团峰,蒙军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失利而退却,在长江南北两岸毡帐为满,迎战宋军。夏贵以舟师阵新生州浮桥顺流而下。当时,长江南岸战斗正激,领军督战的贾似道希望夏贵合战南岸,尽速将蒙军赶过长江了事。夏贵认为敌物资尽在北岸,攻其所必就迫使蒙军自动退去,不出三日,江面可以肃清。于是夏贵指挥所部乘夜直进白鹿矶,攻断浮桥,杀蒙军七百余人,次日,蒙军尽数北撤,宋遂以大捷闻天下。四月,贾似道上表请功,以夏贵在新生州、白鹿矶等战中皆身自督战有功,朝廷授夏贵左金吾为上将军,知怀安州,兼怀东安抚副使,京东招抚使,赐金器币、溧阳田三十顷。景定二年(1261年),夏贵移师怀东,连连挫败元军进攻,收复涟水军、东海军及海州等地,朝廷再赐官会百万缗,金带一个,复赐溧阳田三十顷。


景定五年(1264年),四川战事吃紧,理宗耀升夏贵任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调防四川,多次击败元军所部,被朝廷加食邑五百户,再赐金带一个,以示褒奖。


咸淳七年(1271年),针对襄樊局势日见吃紧,南宋政府令京湖制置使李庭之火速解围的同时,复令夏贵以师会合策应,以钱两百万缗随军给用。由于元军防守严密,此次援襄未能成功。


咸淳八年(1272年)年,夏贵速率舟师十万进攻正阳,战斗十分激烈,董文炳左臂中箭,夏贵负伤,被迫率部撤退。夏贵复制造战船于六安,准备夺其正阳。元将塔出闻迅,亲自速率领军队突袭,焚宋战舰。同年十一月,南宋政府耀迁夏贵为怀西安抚制置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赐钱百万,激犒备御。夏贵复制造战船于六安,准备夺其正阳。元将塔出闻迅,亲自速率领军队突袭,焚宋战舰,宋军再夺正阳的计划被迫流产。在这以后的一年内,夏贵领兵与元军激战于正阳周围即淮西地区,败多胜少,救宋廷于危难之中。


南宋的军队,除了平时巨大的开支外,每打一仗,都必须要额外付出一笔悬赏,朝廷要是没有钱了,这个仗就无法打下去。更要命的是,如果朝廷花了钱下面真正做到论功行赏这个钱还值得花,它对激励士气总是有用的;偏偏每次的论功行赏总是弄虚作假、拉帮结派、打压异己的结果。开庆元年以钓鱼城保卫战为胜利起点的蒙宋战争以南宋的胜利告终后,南宋大将刘整就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而投降蒙古人。


进入咸淳十年(1274年)南宋政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是到了内外交困,经济崩溃的边沿。十二月,伯颜率领元军主力进逼汉阳,鄂州之战正式打响。这个时候的宋廷,已经再无财力“赐钱激犒”了,夏贵率部与元军激战二个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鄂州失陷。


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顷其所有,组成一只13万人的精锐部队,由贾似道率领出师江上,令夏贵等部前来汇合策应,与元军在丁家洲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战,结果仍然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从此,宋廷对夏贵等部就以“空头支票”来忽悠了。同年五月,宋廷给夏贵的诏书中只能给夏贵戴高帽子:“守庐复巢,通北江之咽喉;屡战屡捷,丑虏胆寒。”


二个月后,不花钱的高帽子可以再戴一下,宋廷又下诏书说:“卿以身殉国家之急,提兵力战,屡闻捷奏。”其实,这个时候的夏贵,已经既无能力,也无心再战,诏书中提及的收复镇巢,只是夏贵的部将洪福独自所为,夏贵在一年后投降元军就杀掉了拒绝投降的洪福。


在南宋灭亡的最后时刻,宋廷使出最后一招,抬出祖上的积德来感诏残余的宋军;给夏贵的诏书除了给夏贵升官为枢密副使外,诏曰“诸路勤王兵已集,望卿奖三军以清江西,惟长淮以西,依卿为金城。•••报先帝之殊遇,在此行也。”夏贵并不为所动,宋廷只好再死皮赖脸的给夏贵下诏:“•••尚念两朝殊遇,朝闻夕道。吾之待卿,犹唐之待子仪也。”再给夏贵升官为两淮宣抚大使。


朝廷不给钱,叫下面的将领打仗,兵士根本不听指挥。在丁家洲之战时,宋军溃败,孙虎臣向贾似道哭称:“吾兵无一人用命”。商业经济在宋朝时期的初步发展,使宋人在打仗时,就如同现在的打工仔,老板不给发工资是不会干活的。富裕的宋朝时期,兵士们要是几天没有吃饱饭,就自动溃散了。夏贵的军队,在得不到朝廷经费支援的丁家洲一战败溃逃跑时,就“沿江纵兵大掠,归庐州”,比蒙古人的抢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期,皇帝家天下,国家的概念很淡,谁给饭吃,谁就是爹娘。军队的运转,全靠经济来支撑,经济跨了,军队就散了,国家就没有了。


古时代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精彩的三国时期其实就是一个持续的战争过程,但三国的统一并不是那个国家因为经济的崩溃而灭亡。只有南宋,而且是特别富裕的南宋,就因为经济的崩溃而灭亡。


由于蒙古人的侵掠,对治理四川卓有成效的于玠只能把政府机关和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几十个险要的堡垒中,这一方面使蒙古人的进攻受到阻碍,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使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但另外一方面,富裕的四川的生产和经营也全部停顿下来,每年只能仰仗朝廷科降维持开支,对南宋的财力形成巨大的压力,这也就是于玠在成功阻止蒙古人进攻的8年后被理宗皇帝莫须有的以“余玠不知事君之礼”为由免职。


宋人实行的“打不赢就躲起来”的策略,凡是受到蒙古人侵扰的地方都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财富制造功能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宋人越来越虚弱,经济崩溃在所难免。


本来南宋的财富创造条件是很不错的,许多人认为中国在明朝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在宋时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状况更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有许多史料记载了宋时的一些大城市有许多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生产作坊,这是具有发达的经营流通环节才能出现这样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工商业前所未有地发达,宋朝时期这种生产和经营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每当人们说到宋朝的财富,总离不了提及《宋史•食货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南宋时期,南宋除了粮、帛等实物收获外,国家每年维持一亿缗左右银两收入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也许知道一般朝代1000个钱为一贯,相当于现在的一两银子。但是我们并不能清楚宋时这一亿缗到底是多少钱,且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四川还出现了“交子”纸币的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宜、价值多变,“随时立制”,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换一个铜钱,江南和江北流通的钱还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钱是不确定的。《宋史•食货志》及《续资治通鉴》均提到自真宗朝开始因白银存量偏少不足以赶上经济的发展,银价不断上涨,基本上是1500左右的铜钱当银一两。


由于古时候的黄金白银更为稀少和珍贵,与现在大批量生产的黄金白银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只能以农耕文明中“民以食为天”的粮食来作比较。宋时期的1两白银可以买到6石左右的大米,宋时期的一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66公斤,6石大米就是792市斤。现在的大米价格是1.5~3元一斤,我们按2元一斤来计算,也就是说宋时的一两白银值现在的1584元左右人民币。而这个宋时的一两白银,就可以供二个人每个月有30多斤的粮食糊口生活一年。


1两白银=1缗(贯)钱=1500文钱=人民币1584元


这样一计算,南宋时期朝廷每年除实物的收入外,还有相当于现在的1580亿左右人民币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亿美元,那可是占全世界总收入的60%左右;虽然南宋每年的收入几乎是要花光的。


南宋后期的理宗皇帝,这个从农家成长走出来的皇帝,一点没有理财的能力。任命的国家代理人贾似道又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心胸狭窄的花花公子。贾似道搞点花架子是可以的,治理国家的策略、谋略和踏踏实实为国家工作的能力是没有的,同样也没有理财的能力。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汗领军从四川进攻南宋,忽必烈配合从两淮进攻鄂州。刚刚崭露头角的贾似道为了赢得更大的权力,迎和当时在朝廷内占主导地位主战派的支持,危言耸听、慷慨激昂的表演让血气方刚的理宗皇帝倾其国力要与蒙古人决一死战,先后出内库钱七千七百万缗,银、帛各一百六十万两,用于四川和鄂州的战事。


我们如果分析一下这匹以镐师的七千七百万缗,银、帛各一百六十万两是一个什么数据就会感到吃惊,这可能是把南宋政府数十年的所有财富积累甚至今后一段时间的开支在一场战争中被全部花光。


说南宋灭亡的最大罪人贾似道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花架子一点也不过。开庆元年鄂州之战还没有结束,以主战派形像迅速走红的贾似道却奇怪的向忽必烈提出向金人纳贡相同条件的停战条件,忽必烈当即同意并撤军,并派出郝经出使宋廷谈判具体事则。但南宋朝廷上下已经被一场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和派根本没有市场,贾似道这个靠投机起家的官僚绝对不敢冒险把自己与忽必烈的游戏继续玩下去。他下令将郝经一行人给软禁起来,使南宋无论在道义上还是策略上都失去了先机。


但是开庆元年的这场战争打完后,南宋变成一贫如洗的朝廷。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向商贾和农户预借来年或者以后年份的租税捐,甚至出现预借达14年以后的税赋。一些地方还变着花样征收税捐,冒出来一些新的税种如总制钱、月桩钱、身丁钱、免丁钱等等;亡羊补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贾似道这个时候出面了,他以政府财政困难,军粮不足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实行买“公田法”。这个时候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13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1/3(即800亩须卖官田200亩,1400百亩须卖400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或者以金银价格核定,也可以只以荣誉头衔的文凭来核定。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为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留下来的记载太少,今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有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在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350万亩土地。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片布各地的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管理以坐收成果。


简单来说官府买回的田地作为公田出租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然后收公田租以充军粮。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常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官租,强迫种地的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同时,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虽然家有余田,但拒不出卖,地方官为了完成买田数额,就强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卖田。“公田法”推行以后,许多人家破产失业,南宋的军粮短缺并没有因为实行公田法得到解决。贾似道通过“买公田”的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没有成效,只得连年滥印纸币,造成货币极度贬值,物价飞涨,城市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国力迅速衰微。大臣黄震上书指出南宋面临四个弊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总结。


南宋的财富不是依靠土地创造的,而是通过商业活动创造的,贾似道没有经济头脑,只会在农民身上打主意,面临失败是难免的。蒙古人给了宋人十几年的时间来复苏经济,在贾似道的手上,南宋不光没有机会复苏,还年年度日如年景况日下,蒙古人再发动一场战争,南宋当然就风卷残云,兵败如山倒了。


开庆元年的那场战争打得太奢侈豪华了,实在不应该更不值得。到现在日生星才理解宋辽的“澶渊之盟”,绍兴九年(1139年)的宋金议和以及宋人与西夏的关系处理上所具有非凡的经济和政治头脑。从经济上来说,宋每年要给这些异邦银20万两、绢30万匹所谓的“岁币”,这只占宋每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几,这样的“花钱买平安”确实值得。理宗皇帝的一次战争,就要打掉几十年的岁币,实在划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中国是包括这些辽人、金人和西夏人的,这些蛮荒之地的“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具有高度文明的宋人一些“特殊”关照实在应该。表面看起来宋人很窝囊,其实是宋人的狡猾,付出的不多,语言却说得很漂亮,充分满足你的虚荣心。


也正是如此,这些辽人、金人和西夏人在得到每年很少的一些“岁币”后,就不思进取。财富是一种腐蚀剂,宋人在财富面前被腐蚀了,这些辽人、金人和西夏人也被腐蚀,在得到岁币后都在130年左右就灭亡了。如果南宋对蒙古人也采取这种宋人擅长的岁币腐蚀策略,蒙古人绝对会比宋人更早倒在财富的腐蚀之下,因为宋人具有更多抗腐蚀的理论。


从北宋的澶渊之盟起,一代又一代的“愤青”总是对宋人的如此智慧发难,好象谈判就意味着投降,“主战”就必定是英雄,绝对正确。南宋那个农村娃理宗皇帝有着质朴的爱国思想却是狭隘的,在贾似道挑逗起来的英雄主义思想下,擅长创造财富却不擅长打仗的南宋只好被断送了。


南宋的灭亡让我叹息痛惜,由于经济崩溃让南宋走向终点,让我始终感叹750年前宋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