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统计___苏联的经济

吴下的阿蒙 收藏 6 1943

从1935年起,在工资最低的非熟练工人(女清洁工,守门人,看夜人等)和高级工程师之间的收入差别就达到一与二十之比(103)。1951年,访问苏联的一个比利时工会代表团也发现了相同的差别:一个女清洁工的每月毛工资是三百卢布,一个马丁炉第一炉前工的毛收入是三千卢布,一个工程师是五千卢布(104)。参加1952年4月莫斯科经济会议的一个代表团虽然是由十分同情苏联政府的人士领导的,但也报导了关于基本毛工资的差别,只是差别小一些:女清洁工每月得三百卢布,卡车司机每月七百到八百卢布,部的一个技术科科长二千五百卢布。但是,在官僚等级中地位愈高,奖金就愈发成为工资的重要补贴。这些报导并指出了莫斯科一家大企业的领导人每月总共得到的毛收入达七千至八千卢布(105)。


在工人本身之间,收入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对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产生的后果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多布先生说(106),在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的“伸张度”是一到四,但是,他们自己著的书却驳斥了这种说法。书中的第92-94页说,1936年,最低工资是每月一百一十卢布,而非斯塔哈诺夫式的熟练工人可得五百卢布,斯塔哈诺夫式工人有时一周挣得的工资等于过去一个月的工资。根据莫斯科斯大林工厂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官方工资指数,每小时计件工资的最高指数是六百六十,正常的每小时基本工资是一百(107)。在煤矿、钢铁或运输企业的“突击队工人”有时可以挣到四千、甚至五千卢布,比他们的劳动同伴所挣得的要多七或八倍(108)。《经济问题》(Voprossi Economi ki)杂志1959年指出,熟练工人的工资超过非熟练工人工资达八倍(109)。

由于工人收入的这种强制的差别,基本工资率便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已婚妇女不得不工作,以便一家人能够得到最简单的生活资料。在斯大林时代,这种差别是刺激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手段。


计件劳动得到推广。定额逐渐提高。当生产率提高时,工资率却比生产率提高得慢得多(110)。加强劳动强度的斗争往往压倒了实行技术方法和劳动组合合理化来提高生产率的斗争(111)。但是应该承认,体力劳动的强度一般毕竟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塔哈诺夫运动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通过加剧工人阶级的分化而达到这一点的。斯塔哈诺夫自己增加了他的煤矿生产,因为他只用风镐工作,但是,他的一系列劳动同伴除了用铲子推开煤块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作[39]。


“(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基本的生产过程同辅助的补充的工作清楚地区分开来,这就使他们可以把高度熟练的工人从那些本来可以由不那么熟练的人去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112)。”


但是,十分明显,由于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先进的机器和工作方法,从苏联计划化初期起,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正如下面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每名工人每年生产的生铁(吨)



1913

1929

1937


俄国

205

240

756


英国

356

366

513


美国

811

1,729

1,620


德国

612



每名煤矿工人的年产量(吨)



1929

1937


俄国

179

370


法国

195


美国

844

730


德国

325

435



(114)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德·加伦逊得出结论说,在战前,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差不多达到英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0%。苏联方面估计,从1940到1950年,劳动率提高了37%;加伦逊则估计只提高15%,即等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指数(115)。


为了强迫新从农村来的工人学习“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最粗暴的手段都用到了。早在1933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会事会根据单一领导原则,指摘由工厂理事会工资及调解委员会确认经理处决定的定额和工资的一贯作法是不能容许的(116)。”从这时起,关于工资和定额问题,就不再有真正的集体合同和谈判了,从此以后,这些问题都由上级单方面决定。


1935年,发生了一家大企业(布里安斯克附近的“红色职工国际”机车和车皮工厂)行政和工会领导之间对经理部的单方面决定发生的最后一次争执。尽管法理是在工会的一方面,但是,工会仍然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猛烈谴责(117)。事实上,苏联工人虽然在纸头上有许多机构和机关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管理人滥用职权之害,但是特别的纪律章程使这种保护在工业的许多关键部门中成为根本不可能(118)[40]。


无疑,从这时起,苏联的劳工法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它的倾向是公开地强制性的,特别是在实行1938—1941年的法令和规定之后,战争结束后,这些法令和规定一直保留下来(120),其中有1938年12月20日法令设立劳动手册制度;1938年12月28日法令关于工厂中处分迟到现象和关于取消“犯有”这种“过失”的工人的社会保险权利[41];1940年6月26日关于调动工作和旷工,(如超过二十分钟,可判处监禁〔!〕的法令;1941年1月18日关于劳动现场纪律等的法律和法令(121)。1940年6月26日法令禁止职工改换工作地方,除非能够引用法令所注明的重大理由(122)。


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判决,当工厂经理部下令加班工作时拒绝加班工作,或即使是拒绝服从法定假日工作的命令,都以旷工论处并受到扣除工资或监禁的处分——而根据苏联的法制,这些命令是非法的!这个判决虽然是在1941年宣布的,但是,从此以后,便成为现行法令之一(123)。


当生活必需品仍十分缺乏时,在一个以重大特权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中,官僚主义管理的粗暴和专横作法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使社会形势十分紧张。因而出现国家对人民的恐怖政策,强迫劳动营的制度[42]和国家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有意识地选择了少数特权者的权益作为依靠,而不是把劳动群众的利益作为依靠,去给工业化以必要的推动,苏联领导人便建立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根据官方统计,最高苏维埃的工人成员从1937年的45%下降为1946年的42%和1950年的35%。在莫斯科苏维埃中,1953年这个百分比是29%(125)。在联盟院中,1950年,只有10%的代表是工人;80%的代表是国家、党和军队的工作人员。


苏维埃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只有不到20%的代表是“直接在工业和运输系统中工作”的。而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中,这个数字要高二点七倍(126)!1940年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取消免费制度更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此外,宾斯托克和施瓦尔兹指出,在取消这种免费教育之前,工人大学生或工人子弟大学生的百分比已由1931年的46.6%后退至1938年的33.9%,尽管在有劳动力的居民中工人的百分比却大大增加了(127)。


苏联方面的无数证据都证明了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对自己本身利益有充分认识的阶级。人们可以不断地读到刊物上引用经理们的言论,把工厂叫做“自己的”工厂,把机器叫做“自己的”机器〔例如,可参看1951年11月27日《文学报》(Literatournaya Gazeta)和发表于《十月》(Oktiabr)杂志1949年1月号的阿纳托尔·索弗拉诺夫的剧本《莫斯科的性格》(A.Sofranov, Un caractere moscorite)。还可以参看发表于《鳄鱼》(Krokodil)画报1957年第23期的漫画〕《真理报》于1950年1月5日谈到了工人和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恐惧和威吓”之上的。1957年2月2日的《劳动报》(Trud)在关于拖拉机和汽车工业的文章中谈到了“工人的法制受到行政当局的蹂躏”。该报1953年9月8日的一期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同一个提法:“至今还有一大批(!)经济领导人无耻地蹂躏着苏联公民的权利”……。


官僚们“拒绝担任经理以外的任何职位”。他们制造了一帮“花花公子”,这些公子哥儿每月的零用钱多达一千卢布,比一个工人平均工资还高。他们“办公用的汽车”把他们载到他们的别墅和他们的避暑地去。他们的别墅价值数十万卢布,成为一种真正的“投资”。如果他们的继承人卖了别墅,“嫌了钱”,就可以“靠吃息度日”。我们所援引的文章的作者还列举出这些别墅的业主,那就是:


“作家、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政府给予他们以优先权的其他人物……企业经理、合作社领导人、公共食堂、建筑机构和公用事业领导人……私人律师(128)。”

官僚主义管理制度以及粗暴地迫使工人服从官僚管理人的作法造成社会剩余产品的巨大浪费,即使单纯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如此[43]。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苏联有三分之一的领取工资者是职员。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一方面减少了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另一方面把很大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转用到非生产的消费上去。


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根源,并成为这一经济制度的深刻的裂缝。这对于重工业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首先是通过生产率落后和因为落后使生产者不得不作出的创造努力。


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生产者的技术和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工人阶级在全部人口中比重的增加,官僚集团加在劳动群众头上的专横和暴虐的重担便愈来愈无法忍受了。计划经济要取得新的跃进,就必须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性,较少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更多的生产群众的自发积极性。但是,斯大林制度,即使对官僚集团本身,也大部分拒绝给予这些自由。因此,从1950年,有利于赫鲁晓夫时代改革的条件便迅速成熟起来。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失调

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在哪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的灾难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显得那么深重。如果说,由于计划化的好处,官僚主义的所有祸害并未能阻止工业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那末,在农业方面,这些祸害却同混合所有制的坏处结合起来,结果使生产在一个长时期内发生灾难性的下降。


工业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倒退或停滞的起因是,工业化开始得晚了而农业的完全集体化则过早地、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这种革命获得技术基础的社会基础之前就进行了。正是工业化的迟缓使土地集体化不能及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技术基础,而同时助长了农村社会力量的两极分化。富农力量的形成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急迫的危险,因而迫使政府走上完全的和强迫的集体化道路。也正是工业化的迟缓给自己带来了仓促的痉挛的性质。


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化设备,在肥料[44]和地面建筑工程方面(道路、地窖、仓库、车库、牲口棚、住宅等)缺少大量投资,农业企业的完全集体化,无论从经济观点抑或从社会观点来看,都产生不幸的结果。产量降低了,特别是饲料作物、肉类、牛奶等。心怀不满和绝望的农民屠宰牲口。于是,人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集体农庄管理机器,因而缩小了农业企业积累余地。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农业生产中抽取巨大的一部分积累基金,以便能够迅速工业化。


农业减产之所以特别严重,那是因为工业化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者的人数,而且增加了城市人口。农业生产者人数少了,可是从此以后倒要养活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在沙皇制度下,三千万农户养活二千八百万城市居民;今天二千万农户须养活九千万市民,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农村本身中的好几百万非生产人员。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农业尖锐的经常性危机,其影响由于战争破坏而更加恶化,直到今天还远未获得克服。这一点可以从下列农业生产和牲畜的数字中清楚地看出来(132)。




1913-16

1928

1932

1937

1942

1946

1950

1953

1955

1959


(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

在这一期间内达到的指标)


进仓的谷物(百万吨)

80

73.4

69.9

96

56.7

84.0

85.0

108

124


生长中的谷物[45]


120.3

132.7

66.7

124.5

121.3



制糖用甜菜(百万吨)

10.8

10.1

6.6

21.8

30.0

21.3

20.7

22.7

30.5

54.1


(1958)


籽棉(百万吨)

0.8

1.27

2.48

3.29

3.6

3.65

3.91

4.7


牛(百万头)

58.4

66.8

38.3

47.0

79.8

47.6

58.1

63.0

58.8

70.8


60.1[46]


其中母牛

28.8

33.2

22.3

20.9

40

22.9

24.6

24.3

27.7

33.3


29.3[46]


猪(百万头)

23

27.7

10.9

20

40

10.6

22.2

28.5

34

54


22.0[46]


羊(百万头)

96.3

114.6

47.6

53.8

113

70

93.6

109.9

103.3

129.6


107.0[46]



此外,从1928年到1955年,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将近40%。但是产量增加还不到50%,这就是说,巨大的机械化设备只能使产量增加10%。由此可见,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仍然是极低的。1956-1957年,集体农民生产一百公斤的小麦所费的劳动工时比美国农民多七倍,比生产一百公斤甜菜的工时多六倍,比生产一百公斤猪肉的工时多十六倍(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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