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比和尚的雍正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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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雍亲王雇“替僧”

明清时期,流行替度,一些贵族人家的子弟,往往雇一幼童剃度为僧,当然都是为了消灾祈福,那个出家的替身就叫替僧。雍正皇帝在年轻时也找了替僧。雍正帝45岁登基搬进皇宫,此前他作为雍亲王一直住在自己的王府(今天北京的雍和宫)。这个雍亲王府靠近柏林寺。或许是由于有这种便利条件,青年时期的雍正与僧纳常有往来,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听说替度有助日后的前程,便拿出大把银两,委派家人找了个替身出家,送进寺庙。这件事,雍正称帝后自己也不否认。在他即位后不久,有个叫“四和尚”的僧人,自称是雍亲王的“王府替僧”,拜见仓场总督法敏,为他人请求差事。法敏将此事奏报,雍正帝批道:王府哪有这个替僧,实在大胆可恶,要严拿夹讯。那个“四和尚”不一定是雍亲王的替僧,或许是个骗子,但从雍正帝的亲笔批示中可以知道,他的确有替僧,只是不承认是“四和尚”罢了。

不仅如此,藩邸时的雍正还交了不少僧侣作朋友。常去雍亲王府的和尚喇嘛有章嘉、迦陵性音、弘素等。在雍正35岁和36岁那两年,雍亲王府举行了两次规模不小的法会,邀请众僧一起论说佛法。章嘉赞雍正“得大自在矣”,雍正则称章嘉为“证明恩师”。雍正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个大觉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这个寺后来成为西山名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在藩邸时利用崇佛来掩盖他参加储位的争夺。这个时期,康熙帝的几个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明争暗斗。太子几立几废。聪明的雍正在公开场合大肆宣传清心寡欲,说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弥陀”,闭门编纂佛学著作《悦心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雍亲主专心佛事,无意逐鹿。实际上,在暗中他一直都在积极参与这场储位斗争,只是手段更为隐蔽高明。

二、自比“和尚”、“野僧”、“释主”和“居土”

自比和尚。雍正称帝后对佛教的兴趣有增无减。雍正二年(172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年羹尧子七月初二日上呈的一件奏折送到御案上,雍正帝看后批了一段与该折内容不相关的闲话,他说:京中有一个姓刘的道士,很有些名声,自称已活了几百岁,究竟有多大年纪,谁也无从知道。前些时候怡亲王允祥见到了这个道士,他大谈人的前生,并说怡亲王生前也是个道土。“朕大笑说,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在这里,雍正帝把怡亲王允祥视为道士,将自己比为和尚,虽然是戏言,确也表达了他的某种实际思想。

自比野僧。雍正帝颇有文才,御制诗文不少。他在一首题为《自疑》的诗中这样写道:“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在诗中,雍正帝把自己说成是不着僧服的野盘僧,没日没夜地为众生奔走四方,将他打扮成了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皇帝

自此释主。雍正五年正月,正当群臣庆贺“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赴京进觐,要求诵经祈福。雍正帝回话说: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便是受我之赐,“朕亦即释主”,不但允许诵经,还要给以资助。这里雍正帝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教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自称居士。雍正帝身为天子,却起了两个佛号,以万乘之尊而自称破尘居士和圆明居士,大概是表示他虽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

雍正帝不仅把自己比作佛家里的人,而且还开堂授徒。雍正十一年春夏两季,雍正帝在宫中举行大型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法会上,雍正帝亲自说法,并收门徒14人,其中有庄亲王允禄、大学士张廷玉等俗家8人,和尚5人,道士1人。

三、重用高僧保护寺庙

历史上,有过不少僧道参与朝政的事情。象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都是比较典型的。雍正帝则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预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倚之如左右手”。雍正朝前期,接连发生了大将军年羹尧、皇舅隆科多、皇弟允禩、允禟等几个震惊朝野的大案,在处理这些机要案件过程中,文觉禅师作为雍正帝的高级参谋,一直出谋划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70高寿,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如同王公大臣一样,所过地方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和税关监督年希尧等要员,都以弟子礼相见,充分显示了文觉禅师的特殊身份和显要地位。

雍正帝很注意保护僧舍。西宁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尔寺,位于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纠众发动叛乱。川陕总督年羹尧奉命进讨,次年平定。为镇抚青海诸部,年羹尧令丹噶尔寺的喇嘛腾出寺内房屋1500间,让给留守官兵居住,而把众喇嘛赶到朝天堂栖身,引起强烈不满。雍正帝知道后,亲手批示:“将喇嘛寺之僧舍作为营房,似属不利,自应另造(营房)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直隶唐山县令反对佛事,下令驱赶和尚,强夺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帝闻讯暴跳如雷,下旨立即将该县令拘拿问罪。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曾是玉林绣国师传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扩建。浙江绍兴报恩寺当初也是玉林璃的开堂场所,奉旨得到维修。浙江普陀山是所谓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雍正帝动支帑金,派遣专官监督修饰这里的普济寺、法雨寺。

雍正帝不仅信佛崇佛,对佛家经文也很有些研究,常与大臣谈佛说法,并曾编纂刊刻了多种佛学著作。他亲自编纂的有《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万善同归集》、《拣魔辨异录》、《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等等。身为万机待理的皇帝,政事不废,又搞了这么多的佛学论著,实在难以找到第二个了。

雍正皇帝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雍正帝本人的确信佛,相信天人感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把佛教作为一种工具,在即位前为他的夺位作掩护,登基后又为他的统治进行服务。佛教教义要人们做逆来顺受的良民,这最有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也正是雍正大兴佛事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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