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爷爷的抗战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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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爷爷,生于1914年,1934年入黄埔军校十一期(校址南京,当时称国民党中央军校)二总队步科学员,1937毕业。毕业当时即投入抗日战斗,后调防空学院学习高炮专业知识一年,毕业后调兰州防空部队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皋兰铁桥和兰州机场,以后又调西安防空部队,八年抗战期间和日本飞机打了八年。1949年任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中校后勤科长。当时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参谋长是汤祖谭,司令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兼任, 陶峙岳1949年9月17日宣布起义,爷爷随军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我军保存了大量军需物资

我爷爷,生于1914年,1934年入黄埔军校十一期(校址南京,当时称国民党中央军校)二总队步科学员,1937毕业。毕业当时即投入抗日战斗,后调防空学院学习高炮专业知识一年,毕业后调兰州防空部队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皋兰铁桥和兰州机场,以后又调西安防空部队,八年抗战期间和日本飞机打了八年。1949年任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中校后勤科长。当时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参谋长是汤祖谭,司令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兼任, 陶峙岳1949年9月17日宣布起义,爷爷随军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我军保存了大量军需物资,受到接收起义的袁光同志好评。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兵团干训大队副队长。1950志愿报名抗美援朝,调入沈阳人民防空学校任高射炮兵战术系教员。在校期间,一次曾引起视查听课时的朱总司令的兴趣,并在讲课结束时走到前台接见,受到朱总好评。1951年受到错处,回原籍务农。1980年由郑州炮院落实政策平反,1988年在新乡市去世。

下文是刘育甲在病危前所回忆的一段抗日经历。


我所经历的抗日战斗


刘育甲 口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那几年,我在章德(河南安阳)中学读书。我们学生几乎每天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内容都是宣传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来我们想,光喊口号是不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必须拿直枪和他们打才行。于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就在一起讨论投笔从戎之事。有个叫张建芳的,对我讲了黄埔军校的历史,并和我商量报考军校习武打日本人的事。我十分同意。不顾家人反对,就和张建芳等人一起准备考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已迁址南京,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该校正好要招收十一期学员,初试考场设在洛阳。考试是十分严格的,要在七百人中初选七十人。我那时身体不大好,个子又低,人又瘦,胳膊很细。同学们都跟我开玩笑,说我拿不动枪,军校不会收我。我却很自信,因为我有相当好的数理化基础知识。只要按成绩录取,我想我有希望。初试果然被录取了,又到南京复试。七十几个人中,只录取了十几个,我心中很紧张,记得看录取榜的时候我是从后边看起的,看过了一半还没有我,我想不行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是仅有十几个人名的榜,我确不愿再看下去,准备回家的时候,却从较前的地方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又过了复试大关。成为十一期二总队步科学员,在一营三连一排一班上了一年予科,三年本科。

我们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正是一九三七年,我那时23岁。那年“八.一三”沪战开始后,八月十四日上午,日军派木更津行航空队轰炸南京,我们学员怀着满腔愤怒,参加了南京防空战。

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在南京城北极阁上架起了高射机枪,向来犯者进行了猛烈的还击。我的同学潘公之在战斗中阵亡,董国中受了重伤。日军的飞机每次要来一百多架,回去时常常只剩几十架。我在南京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防空战,目睹了日军对南京的狂轰滥炸。以后我被调往衡阳防空学校学习了一年。

一九三八年,防空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兰州,在国民党高炮42团三营八连三排任少尉排长。当时营长是王志然,连长张彦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皋兰铁桥。我排阵地在桥南城墙上。记得刘贵亭的四连当时在四达岭,北达山还有一个排。我排有二挺一公分三二高射机枪,后来又增加两门两公分口径高射炮。桥北边一个连配有四门苏制七六零高射炮

日军轰炸兰州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皋兰铁桥和兰州机场。当时苏联军队支援中国的飞机零件和其他武器及人员要通过皋兰铁桥进入兰州。日军在晋南一带集合约有四五百架飞机后,就分批从那里起飞,到兰州扔炸弹,每批来八九十架,印象中每架飞机至少要有七颗大型炸弹。

兰州的防空体系除驻有一个团(三个连加一个排)的高炮部队外,还有空军部队,苏联的自援队。城内还有防空司令部。日寇飞机即将飞临时,全市就响起了警报。开始是预备警报,后来是紧急警报,最后是战斗警报。

当日机临近兰州高空时,我空军战士和俄援队的战斗机就和敌人展开了空战。当敌机从高空向下府冲轰炸时,高炮部队就向敌机猛烈开火。我们在阵地上严密观察敌机动向,我排观测兵不断报出敌机高度数字,这个数字一旦在高炮有效射击范围内,我就命令开火。敌机对我们扫射轰炸的也很猛,我们身傍的敌机子弹象下雨一样“哗哗”爆叫。我为抗日救国而报考军校,为灭寇雪耻而习武五载,现在正值酬志之时,一个24岁的热血军人,已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跟日本人打起来从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退却,只想抓紧时机向敌机猛烈开火。

日机在一段时间内是每天都来轰炸的,他们每天要损失四、五十架,直到他们在晋南集中的五百架飞机损失完后,轰炸才会停上几天。待他们又集中几百架后,轰炸就又开始了。我记得皋兰铁桥虽然每天都处在密集的弹火包围中,上面常常落满被炸弹炸碎的石块,但桥上从未被扔上过一颗炸弹。

受日机侵害最大的是城内的老百姓,成片成片的房屋被炸坏,人畜伤亡惨重,房产物资损失无法估计。日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兰州西关都被炸平了。能动的老百姓都抛家离舍,纷纷逃出城外,到山里躲飞机。他们常常来不及带吃带穿,冬天皋兰山里很冷,躲在山里的百姓和孩子,常有因冻饿而死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大型防空山洞被日机炸坏,里边有三百多老百姓,等把日机赶走后,我们赶紧去挖洞,但已经晚了,三百多人全因窒息而死。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来挖洞的还有当时防空司令部的人,司令叫严武。我们目睹此惨状后,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日寇的罪行,确实是罄竹难书。老百姓都恨透了日本人。

这样我们和日机打了一年多,我又被调到机场附近的大嘴岭防空阵地,在国民党四十二团三营八连二排任排长。团长叶之芳,营长李兰波,连长张彦卿。

保卫机场的战斗也相当惨烈,机场是日机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我们的阵地常常遭到异常猛烈地轰炸。我们和日本飞机是死对头,看到它们飞来,我们眼都是红的,一交火就不顾死活。记得有次我们阵地被炸得烟尘滚滚,弄得我们看不见天日,伤亡很大,但是只要烟尘稍稍下去能看见敌机,我们就立即开火。事后我才知道,李营长在远处看到们阵地受到猛烈轰炸,望着遮天蔽日的浓烟,听不到我们还击的炮声了,伤心地说:“镛牧(我的字)完了,镛牧完了”。后来看到我们的炮又打了起来,激动地喊道:“镛牧还在,镛牧还在!”

1941年我又被调到西安,在国民党高射炮兵四十四团任副连长、连长等职务,又和日本飞机打了四年。亲眼目睹了日军对西安市狂轰滥炸的侵略行径。西安市的城墙和有些古建筑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城里的老百姓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有些人因常常躲飞机,都吓出了病,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创伤。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在日本人投降后,还每天要收拾行李,往城墙外跑一两次,高喊道:“日本飞机来了,飞机来了!”

我从军校刚毕业到日本投降前,打的时候是忙于战斗,不打时是忙于商量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补充给养弹药,不分昼夜严阵以待,几乎天天都忙到了怎样对付日本飞机上。亲眼目睹了日军的侵略行径。他们对占领区施行“三光”政策,对不能占领的地方,也长期进行轰炸和破坏,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无论从人民生命财产上,还是从精神和心理上,都是无法估算的,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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