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蒙古,色目进士不愿出仕明朝,甚为自然。为何甚多的汉族进士亦是如此 「君臣大义」的影响是主要原因,有如钱谦益称颂布衣遗民王逢所说:「士君子生逢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义,虽国亡社屋,犹不忍废」。君臣大义超越夷夏之辨。而明太祖对士大夫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因素。明太祖建国之後,对士人,尤其对於元朝降臣的疑忌导致甚多士人不愿出仕,包括进士在内。 各族进士不愿仕明者固然甚多,但出仕群雄,尤其改仕新朝的汉人,南人进士亦占甚大比率,遗民比率则小於宋朝。进士改仕明廷的原因自然很复杂,有人迫於生计,有人想保持权力,有人可能认为出仕本族政权乃属顺理成章。但也有不少是被明廷强力胁迫而改仕,明初士人出处抉择的自主性较元初大为减少。当时及後世对改仕新朝的进士往往从名节的观点予以疵议,并不因元明易代是「由夷入夏」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近世以来四次全国性的易代之变中,宋元与明清的鼎革皆是「由夏入夷」,而元明与清民易代则是「由夷入夏」。过去学者对宋元与明清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的人数之繁多及其行为的壮烈及贞节,多加称颂。该文则显示:元明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至少进士之中——的比率和行为与宋元,明清二次「由夏入夷」时代颇为类似。决定三次鼎革时代士人政治抉择的公约数是「君臣大义」的观念。而「夷夏之辨」思想在宋元,元明两次易代之际并未发酵,所起作用不大。唯有在明清之际「夷夏之辨」观念产生较大影响,乃因明代中叶以後由於鞑靼威胁,种族中心夷夏观较为兴盛。但是,宋元与明清两次「由夏入夷」时代有一项因素却是元明易代所欠缺的,即是士人对斯文绝续的焦虑及遗民以延续汉族文化为己任,这在元明之际的相关文献中看不出痕迹。 士人在元明鼎革中的反应与宋元,明清两次易代之际的主要差异则是不同族群士人对易代的的不同反应。宋朝进士全为南人,明朝进士几乎全为汉族,而元朝进士则兼有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虽然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大多作出「忠元」的抉择。但蒙古,色目对元朝忠贞的强烈显然超过汉人,南人。在征服族群之中,蒙古,色目进士的抉择颇为近似,显示两者皆与元廷同舟一命。而在被征服族群中,汉人,南人在元朝所处地位原不相同,但其对易代的反应相差却不大,主要因为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因此南人进士对元朝的忠贞并不下於汉人。不过由於朱明原为一南方政权,南人进士出仕明朝较早,但在统一之後大量北方士人接受明廷徵召出仕,南北士人之间的平衡已经开始。


元明易代虽然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由夷入夏」,但真正影响士人对生死与仕隐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



丁好礼 中书平章政事,赵国公

申荣 行省平章政事

樊执敬 行省参知政事

赵琏 进士,行省参知政事

李黼 行省参知政事

闵本 尚书

陈友定 行省平章政事

尹克仁 行省参知政事

石普 进士,枢密院都事

张庸 同佥将作院事

张桓 监察御史

李齐 进士,知府

郭嘉 进士,路总管

周喜同 县达鲁花赤

韩因 州判官

颜瑜 县教谕

王士元 进士,知州

杨朴 县尹

赵琬 路总管

孙捴 进士,路录事

盛昭 儒学官

杨乘 行省左右司员外郎

周镗 翰林国史编修官

谢一鲁 进士,石林书院山长

聂炳 进士,知州

刘耕孙 进士,路推官

刘焘孙 州儒学正

俞述祖 府推官

桂完泽 路管军镇抚

黄冔 翰林待制

吕复 行省左右司都事

魏中立 御史中丞

于大本 州总管

赵弘毅 大乐署令

赵恭 中书

彭庭坚 进士,佥都元帅府事

王伯颜 盐运副使

刘濬 乡巡检

刘健 县尹

陈君用 同知副都元帅

胡斗元 进士

王可 郎中

朱春 县尹

郑定 路总管

靳义 路总管

邓祖胜 丞相

赵元隆 都事

陈瑜 都事

刘永锡 都事

董丑汉 万户

赵世杰 府判官

刘谌 教官

杨乘 左司员外郎

张文贵 百户

吴讷 万户

杨惠 廉访使

马浩 路总管



卞琛 郑玉

乔彝 张岩起

王佐 李冕

曹彦可 黄云

蔡诚 蒋广

陈受 张翱

刘硕 冯三

陈海 段武




“尔大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从逆乎!”

——颜瑜


“大丈夫当为国死,有不进前者,斩!”

——石普


“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

——丁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