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天主教士在元朝与明朝的不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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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孟德·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 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



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孟德·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


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


大约1322年,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他立即被广州密集的人口、繁荣的经济以及港口众多的船只所惊叹。在回忆录里他提到:“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的船只多”。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拜之神的数目之多而感到惊讶。 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这里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之后他经过福州,越过险峻的仙霞岭,到达了杭州。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北上,先后访问了金陵府(今南京)和扬州,并在扬州沿着大运河,到达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他在大都大约住了三年多,在此期间,鄂多立克受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主教约翰•科维诺的赏识,主教让他在教会里担任教职,协助他管理教会事务。鄂多立克还得到了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接见。据他回忆:“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教堂,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弟兄(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斯托利教色目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中国先进的驿站制度也让鄂多立克印象深刻。“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1328年,鄂多立克离开大都,启程回国。经天德(今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然后经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于1330年回到意大利帕多瓦。回国后,他口述了旅行的所见所闻及传教经历,由他人记录著成《鄂多立克东游录》,此书在欧洲广为流传。


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妥欢帖睦尔(Toghan Temu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妥欢帖睦尔一匹来自欧洲的良种马,这一礼物很得妥欢帖睦尔的赞赏。元代文人杨维桢在《佛郎国进天马歌》中对此事做了记载,诗云:


龙德中,元气昌,天王一统开八荒。


十又一叶治久长,前年白雉来越裳。


中国圣明日重光,仁声极沓动嘉祥。


乌桓部族号佛郎,实生天马龙文章。


玉台启,阊阖张,愿为苍龙驾东皇。


瑶池八骏有若亡,白云谣曲成荒唐。


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


属车九九和鸾锵,大驾或驻和林乡。


后车猎俟非陈仓,帝乘白马抚八方。


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继起的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大批教徒或随蒙古贵族逃亡到大漠以北,或迁至境外,或改信其他宗教。


中国和基-督教再次发生联系,已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


这是继唐、元代***两次传入中国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 16世纪中叶沙勿略 (Trangois Xavier)开始,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万历十年 (158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 (MicheleRuggieri)才首次得到明朝地方官员允准,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次年,他与同籍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io Ricci)同到广东肇庆,建立起中国内地第一座西式天主教堂。


利玛窦从欧洲来到当时的明代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早已没有了元代的开放氛围。他是靠贿赂中国官员才得以在中国定居。当他学会汉语并成功打入中国士大夫交际层里后,他居然被当时的许多开明士大夫捧为“泰西圣人”。他所携带而来的星盘、三棱镜、风琴、自鸣钟等物品,居然被视作西来异宝。他制作并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使明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大开眼界。利玛窦当时就好比城里知青上山下乡!众多明代士大夫赞美他不遗余力,李贽赞美说“我所见人未有其比。”徐光启仰慕利玛窦如同仰慕圣贤,在他的引导下加入了天主教。明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看了利玛窦带来的西洋仪器和物品时不得不承认了明朝在机械制造方面落后的事实:“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李之藻在京患病得利玛窦照料而痊愈,于是也加入天主教,他更是“崇洋媚外”,居然把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洋仪器吹得天花乱坠:“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技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又况见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宁可与之同日而论,同事而较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利玛窦逝世后仅6 年,万历四十四年 (1616)发生南京教案,西方传教士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传入西学的过程一度被阻。万历年间政局的波谲云变,对天主教与西学的传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


当时沈潅为南京礼部侍郎。此人仇视天主教徒,原因是他笃信佛教,更具有野心,又在多次辩学论道中一再受窘。南京僧人曾贿之以银一万两,使其驱逐教士。沈潅经周密计划后,于1616年5月上疏称:“彼等潜入中国,刺探秘密,宣传邪道,攻击佛教,不敬祖宗,不择手段广交朋友,变乱中国传统历法……在其立足中国之前,合将为首之传教士处死,一切基-督徒绳之以法。”


疏中又谓:“彼等自称其国为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昭临之主,是以国号为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


沈潅还在奏疏里攻击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意大利语原名:Alfonso VAGNONI,初到中国时取名王丰肃,后改名为高一志):“丰肃神奸,公然潜往正阳门里,洪武冈之西……城内住房既洪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


虽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上疏辩奏,而朝廷谕令终于在1616年8月20日下达,将所有传教士逮捕下狱,并驱逐出境。王丰肃虽明知此事,仍与谢务禄教士坚守南京住所,等待衙役们到来,执行皇上谕令。衙役们到后,即守住其门,清查财产,封其箱笼。谢务禄因病,被关入一密室,王丰肃则被逮捕至沈潅前,沈即投之于狱。


沈漼对王丰肃审讯时大肆威虐欲置神们于死地:“重笞王司铎至血肉横飞,几成残废。月余,犹不能起立。” 在历次审问时,王谢两位神父备受凌辱:“有脚踢者,有拳击者;有批颊者,势如暴风;有推搡者,状似波浪;有唾我们之面者,有拔我们毛发者;千方侮辱,百般虐待,诚罄竹难书。”


在此形势下,教徒们忠于信仰的表现,不亚于神父的忠诚。他们既不做自我辩白,亦不声称无罪;他们既不想减轻牢狱之苦,亦不谋求外来援助;有不少人为了信仰,欣然受刑、受辱、受拷问。“他们视为唯一的不幸,是不能做到因流血而为主殉道。他们宁愿狱卒成为刽子手,而不愿他们成为医治创伤的外科医生。他们怀着无比的内心喜悦,去迎接重复袭来的各种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将帮助他们完成殉教者头上的那圈光环。”


教徒中有两人死在狱中:一名夏玉,南京人,22岁,信教已有5年,德行素著;他是为主致命的第一人。另一名GuillanmeVem,已婚,原在神父处服务,他是稍后病死在狱中的。另一教徒姚如望,洗名若望,是为学者,为人好学慎思。他曾制作四面小旗,上写其姓名、籍贯、职业,将其中一面插在头上。兵丁将其拘捕后,问其所以,他回答说:“我宁死要做基-督徒,要为信仰耶稣基-督,与神父们一道流血而死。”他当即被杀。被捕的教友还有军官两人:依纳爵和路加;骑兵军官一人:斐理伯。另有生员一人,常在狱中慰问教徒,为之裹伤;他来自北京,帮助教友历数月。“至于热心的女教友们,用劳动所得,集资帮助狱中难友们的生活需要。她们虽未坐牢,但她们对难友们无私慷慨的援助,值得称赞。”


在一间条件极为恶劣的牢房中度过数月之后,人们将两位神父从狱中提出,在沈潅前审问,王丰肃因身体衰竭而不能站立,以板抬出,那个徇私报复的沈潅,竟判杖责十下,押解出境。谢务禄因病免责。王丰肃受杖后,棒创剧痛,月余不能步行。


随后,将他们关入一狭小的木笼,手带拷,脚上镣,加之长发蓬乱,衣服不整,以示外来蛮夷,如此像牲口般地于1617年4月30日,从监狱提至衙门,加上封条……在他们木笼面前,抬放三张大桌子,上面供着用大字书写的皇帝上谕,并禁止一切华人与他们交谈;如此关在木笼子里,从南京出发,经过30日长途颠簸,到达广东省的第一个城市,再数日而抵澳门。(费赖之所著《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记载,1647年4月30日,王丰肃一行被“囚置于一狭小木笼中,项手带链,发长,衣不整,视我辈为外来蛮夷;如此像牲口般地于监狱狱提到衙门,然后加贴封条。……如是离南京,囚处木笼三十日。” )在这次教难中,所有书籍、仪器、家具都被没收,教堂及住院都被拆毁,拆下材料供其他建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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