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游击战争真相

打倒伊万 收藏 1 1851

德国在苏联的统治并不是没有受到反抗。有成千成千的人与德国人合作,也有成千成千的人起来抵抗。游击武装进行的游击战争成了藐视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在苏联宣传中,游击队员成了祖国的突击队员,抗击希特勒主义邪恶威胁的革命斗争英雄。


历史真实却相当不同。游击队员们常常是勉强为其事业斗争的战士,其造成的军事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受害人中不但有德国占领军,而且也有普通的苏联人。这些人怕自己一方几乎和怕敌人一样。


俄国有着悠久的游击战争的光荣历史。在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的灾难性战役中,多股农民武装袭击过他的大军。在内战中,游击队站在布党一边共同和反革命作战。游击战是俄国军事传统的一部分。但在30年代,著名的内战游击队指挥员被清洗了。斯大林将游击战看成是一种威胁,因为高度集权并充满狐疑的国家机器无法控制之。30年代设立的为游击队干部提供粮食和武装的供应点被统统关闭了。当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时,苏方并无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这运动是自发地不连贯地开展起来的,其实是环境而非革命精神的产物。


斯大林不久就抛开了他对游击战的不信任。1941年7月1日,他在对苏联人民作的首次战时呼吁中,号召游击队员起来与入侵者斗争:“必须使环境变得让敌人及其合作者无法忍受。不管他们去哪儿,都要追击并消灭他们……”当局给最初的非正规军单位分发了列宁1906年写的《游击战争》,在该文中,列宁提出,恐怖主义乃是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在加入游击队前,每个队员都得宣誓,保证对苏维埃事业的极度忠诚,并宣誓“向敌人进行可怕的、无情的、绝不宽容的复仇……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游击队员们必须保证自己和全家宁死不降,新入伍的队员被要求事先批准他的死刑判决,如果他“因为害怕、软弱或个人腐败”违反了誓言,则他的同志们就要亲手执行该死刑判决。比其他苏联公民更甚,游击队员们发现自己给夹在了龙潭与虎穴之间。


第一批游击队员很难被看成是志愿军。当德军以令人屏息的速度横扫过西部苏联的城乡时,大量士兵和共党官员发现自己陷入敌后。被混乱的溃军扔下的散兵游勇逃进了森林和沼泽。害怕德国人清算的党员或犹太人跟随其后,躲进了那些难以接近的地域。他们并没有构成像样的战斗力量,装备很差,缺乏补充,通常得靠从德军那儿抢军火。最令他们绝望的问题还是缺乏粮食。早期许多“游击活动”主要是从农民那儿抢粮食,而农民并无养活他们的欲望。这种抢劫无助于培养当地的军民鱼水情。1941年后期,约有3万名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东部穿过战线,渗入敌后或空投到当局认为有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因为乌克兰人民并不热爱共产党前主子,这些人中有很多被当地居民出卖给德国当局。以纪律整顿红军的散兵游勇和平民的乌合之众的努力造成了新的紧张。许多游击单位不过是为了寻求生存而不是作战。


不管早期的游击队活动是何等有限,德国当局仍然对人民革命战争的威胁作出了凶残的反应。德国军队将抵抗的平民完全视为战争法规不适用的恐怖分子。游击队员及其同夥(这是一个弹性大到很方便的范畴)只配立即处死。最高当局批准了残暴的惩罚活动。7月23日,希特勒下令,他的部队“播下的那种恐怖”应该“使得居民从此失去一切不服从的念头”。在整个夏季,陆军和党卫军指挥官们争相批准最野蛮的消除游击战威胁的方案。9月16日,希特勒的参谋长最终宣布了那臭名昭著的人质法令:对每个被杀死的德国人,将处死50到100个人。没有宽大余地,是大棒而不是胡萝卜才是俄国人明白的东西。他接着说,人命在苏联一钱不值(译按:这家伙倒真是个苏联通),因此,为震慑恐怖主义,必须“以异乎寻常的严厉”进行惩罚。至此,战争舞台便已设好,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毫不留情,以无法形容的恐怖去还击恐怖,所有的常规道德都废弃了。游击队员知道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责任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敌人。




1941年,德军在Bach-Zalewski(他同时指挥清洗分队的活动)指挥下开展了反游击战攻势,它具有两种显著的相反效应。在军事意义上,军事行动相当成功。三分之二以上的占领区再也没有明显的游击队活动。在地形对游击队有利的西北部、密集的森林和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带,成千成千的游击队员被抓住后或被枪毙,或在脖子上挂上牌子后当众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更多的数以千计的人被谋杀,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德军到来时,村里的青壮早就在红军撤退时逃走或是疏散到后方去了,村里只留下老弱妇孺。(德军)士兵们在当地民兵(local militia)或是乐于效劳的哥萨克经常提供的帮助下,冷血地谋杀整村整村的村民,其借口无比荒诞:某个村庄的雪地上发现了滑雪痕迹;在另一个村庄遭到某个狙击手的枪击,等等。驻白俄罗斯的第707步兵师在一个月内就枪决了10,431名“游击队员”,以报复他们损失了的两个士兵。如此规模的暴行,使得当地居民迅速转而反对德国人。尽管是游击队的活动引来了这些暴行,但当地人民害怕和痛恨当局的绥靖行动超过了对游击队的。到了1942年,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对游击战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了莫斯科能散发的任何数量的鼓动传单。


1942年春季,斯大林最终提出游击队的正式组织方式。5月30日,中央游击战参谋部在莫斯科成立,由白俄罗斯党书记波诺玛仁科领导,他本人成了全苏游击队的总参谋长。游击队员们本来过着一种生死难卜、难以管理的日子,如今却成了僵死的集中管理的牺牲品。各游击队由地区和前线的参谋人员组织,由当地红军军官或党官员指挥。每个游击单位都有个NKVD小组,以确保他们不偏离党的路线。在游击队中强行贯彻了类似军纪的纪律,但许多游击组织仍然表现出拒绝整顿的无政府作风。任何人只要被党或NKVD认为对士气构成了危险,或只不过是太懒惰,或不敢向敌人积极进攻,就会被立即处决。当局鼓励游击队员争作恐怖主义的积极分子(按,原文是terrorist Stahkanovites.斯达汉诺夫乃是30年代顿巴斯煤矿的劳模,当局以他为榜样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便称为Stahkanovites,通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但此处无法照搬)。“雅尔塔营”的游击队员们的具体指标是:“每个游击队员必须杀死至少5个德寇或叛徒,每月必须至少参加3次行动。”莫斯科印刷了5万份游击指南,对共产主义自由战士们的行动详加指导,从炸毁铁路直到如何在零下严寒中靠树皮和苔藓维持生存。


对一只零星的飘忽的武装力量实施纪律管束的尝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招募数量确实增加了。因为德国当局的表现,许多新兵们出于真诚的爱国主义或是被亲眼目击的暴行激起的深仇大恨而投身游击队。但许多新兵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而给推进了游击战中。从屠夫那儿逃出来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来源。在波兰和白俄罗斯,他们从犹太人居留地(ghettoes)和小镇中逃入白俄罗斯密林。在Nowogrodek 附近的树林中,毕也尔斯基(Bielski)兄弟将逃亡者们集中在一起,把这些男女老少武装起来。他们并不是苏联意义上的游击队,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乃是逃过德国人对当地犹太人的屠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朱可夫”,后者当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这个组织靠向当地农民乞讨或抢劫他们为生,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中,以躲过德军的反游击扫荡,在同样活跃在森林中的俄国游击队和波兰抵抗游击队的夹缝中挣扎求生,后两者都对犹太人缺乏同情。这些不同的武装帮派互相偷窃,或是谋杀对方的队员。有时当地居民向德国当局出卖他们,出卖一次便能领取50马克的奖赏。处决奸细和叛徒成了常规。“朱可夫队”的年轻领袖图夫亚·毕也尔斯基成功实现了拯救生命的目标。他的队伍共有1200人,估计只有50人在战争中丧生。1945年后,毕也尔斯基本人先在巴勒斯坦当出租车司机,后来移居美国,于1981年逝世,享龄八十有一。

游击队主要从逃避强制劳动或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青年男女中招收兵员。成百成百的苏联战俘从德军战线后方的战俘营中逃出,那儿的条件是如此恶劣,以致战争头6个月便死了2百万战俘。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士兵们都知道等待着战俘们的是什么命运。被包围的苏军战士因此拒绝投降而是躲起来,指望以后能找到游击队。是年年底,估计已有30万游击战士,但他们的战斗意志和作战技能很不一样。他们缺乏装备,只有1/10的游击队与战线一方的苏军保持着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游击队员们依靠森林、山岭或沼泽地的掩护,这依靠是生死攸关的。在乌克兰中部和南部的辽阔草原上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被派到那儿去发动群众的几个游击营很快就被德军找到并歼灭了。


1942年8月,斯大林把游击队指挥官们召集到莫斯科去,向他们开课,传授该职业的责任:活跃的进攻,不断采取行动,以及反法西斯的警惕性(芦按,斯大林倒确实有这资格开课,他是恐怖主义元老,十月革命前乃是臭名昭著的武装抢劫犯)。很容易将游击队生涯浪漫化,苏联宣传正是这么做的。就连好莱坞也加入进去。1943年拍摄的《北方的星》(The North Star)纯属捏造,充满了与《真理报》如出一辙的英雄主义陈词滥调。真的游击队员面临的是无情的生存环境。他们生活在生怕敌人发现的持续恐惧中——德国当局用很少的金钱即能收买奸细和告密者。他们用简陋的武器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后者在“慕尼黑行动”和“Cottbus行动”中动用坦克师和轰炸机群对游击队进行大扫荡。在白俄罗斯、斯摩棱斯克或Briansk附近的某些地区,游击队最终控制了大片地区,重建了某种原始形式的共党统治,但他们并不想攻击敌人,以免危及自己的统治,而是把枪杆子转过来对准了当地的叛徒们,诸如被迫与德国人合作的领导人,轻易便将谷物交给敌人、或为敌人工作的农民,等等。


在某些地区,农民们欢迎游击队的统治,养活并掩蔽游击队员们。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显示苏联获胜的希望增加之前,游击队和寄生宿主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一位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活动的青年游击队员在1942年初写的日记泄露了这紧张的根源:


“驱车前往Nekasterek去取粮食,没有成功。我们枪决了一名叛徒。晚上,我前去处决他的老婆。她在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我们对此感到抱歉,但战争就是战争!!!”


5天前,他在一次遭遇战中打死了三名德国人:


“俘获了一个打火机,一个金戒指,一支自来水笔,两个烟斗,烟草,一把梳子。”


一周后:“肥肥地抢了一票(a rich loot captured)”


游击队员的行为有时处于战斗英雄与土匪之间。游击队的活动必然招来德军报复。如果一些人是因为目击德军暴行而参加了游击队,那么其他人则因为游击队的存在为他们招来危险而深怀怨恨。游击队开始使用暴力强迫当地男女入伍,这种实践日盛一日。如果当地人拒绝参军,就要被自己一方枪决,如果他们参加游击队,则可能在德国人手下遭受同样命运。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主要由抓来的壮丁组成(到1943年,抓来的壮丁占绝大多数游击营兵员的40-60%)的游击队的伤亡率高到异乎寻常的地步,显著地表明这些游击队比由有经验的游击干部组成的游击队更无战斗力。在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照片上,这些为苏维埃制度而战的羸弱阴郁的男人们呆望着镜头,衣着褴褛,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十年前,正是那个制度以无情的意志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如今它又以同样无情的意志,逼迫他们去从事不情愿的恐怖活动。


没有哪个地方比遍及乌克兰的苏维埃游击队和当地人民的紧张关系更明显和更危险。该区的游击队绝大部分是民族主义者,为了争取乌克兰独立,同时与德国人和苏联人作战。战线呈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在指挥官(hetman,或许该译为“酋长”)Bulba-Boravets指挥下的民族主义者们曾在1941年和德国人并肩作战,1942年反水,成立了“乌克兰起义军”,对德国人作战,此后又在1943年加入斯杰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估计共有30万之众,同时对德国人和苏联人作战。臭名昭著的“班德拉的孩子们”惩罚敢于帮助其中任何一方的乌克兰人。到1943年,这只民族主义的民兵组织(militia)已经强大到足以击退苏联游击队向乌克兰渗透的尝试,并破坏了德国交通线。苏联游击队根本无法获得对大饥荒和恐怖记忆犹新的乌克兰村民的支持。1943年,德国当局计算出,乌克兰西北部的60%地区已被民族主义游击队控制。德国人已经无法击败如此强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但他们在放弃森林和山区后,仍然设法守住了主要的交通线。1943年11月,信心满满的班德拉召开了“东欧和亚洲被奴役各民族大会”,鞑靼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哥萨克人出席了大会,济济一堂,起草了反对德国和苏联的斗争共同纲领。 直到战后很久,这场反对继德国人撤走而卷土重来的共产党人的斗争还在进行着。

(以下三段讲述红军哥哥转入战略反攻后,游击队如何咸鱼翻身,从略。有兴趣的读者请去听板胡独奏《红军哥哥回来了》)


从北方的波罗的海三国直到南方的黑海之滨,在辽阔的无人区(按,通常指两军战线之间的无人区,此处指敌后真空地带),发生了一场至今难以想像的人类悲剧。波罗的海诸国公民、白俄罗斯人民、乌克兰人民和犹太人身不由己地陷在别人制造出来的戏剧中。为什么一些人选择合作而另一些人选择抵抗?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答案。许多被夹在中间的人并没有多少选择,而是被恐惧、投机心理或偶然事件逼得站在这方或另一方。几百万人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自由,他们不过是一种歧视与毁灭的意识形态的受害人。某些合作者因为仇恨共产主义而主动站在德国一方。德国征服的区域有一部分只被苏联统治了十几个月,那儿并没有俄国爱国主义或共产主义献身精神的基础。毫无疑问,德国人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种反苏情绪,但即使在德国人暴露了帝国主义本来面目之后,几百万民族主义者仍然向苏方作战。


抵抗运动异常危险,要理解它并不容易。游击队乃是构成苏联战争努力的神风特攻队。一些人因为害怕苏联人重返后受到清算而加入,另一些人则出自真诚的信念而参加抵抗。扎哈罗夫市长(注,某游击队老战士)用简单的话语解释了他的选择:“为了报效祖国而工作。”当人们为那个将如此沉重的负担强加在自己的人民头上的制度战斗时,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容易受到怀疑,但不能轻率否定之。许多游击队员的言行中明显表露了朴素的爱国主义,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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