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官场生涯:他为啥两面都不讨好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新法提出批评,把王安石给得罪了,弄得脑袋好悬没掉下来。等到了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尽废新法,他又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又引起司马光的不满。苏东坡在新旧两党之间的这种两面不讨好,原因或许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弄成这样的结果,从自身因素讲,苏东坡多少有些“咎由自取”;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做的好一些。




这话怎么讲呢?




封建社会的官场,宗派、党羽、山头等等,俨然一种无形的隔离区,把游戏其中的人们分成团团伙伙。这种“团伙”,过去称之为“朋党”,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圈子”,一个圈子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要想置身其外,像堂吉诃德式的单枪匹马搞单干,其结果必然被边缘化,也就是说,上面没人支持你,下面没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也就注定你干不成大事。如果你左右摇摆,那就更了不得了,你会被所有的人瞧不起,不但这个圈子会抛弃你,其他的圈子也不见得会容你。




很显然,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潜规则,关键的一点是:干什么倒在其次,关键是怎么干、为谁干。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两个圈子的人,称得上政治上的死对头,可他们都排斥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提出了甲乙丙丁那么几条意见吗?简单地看,好像是。然而,那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他们排斥苏东坡,从本质上说,在很大程度上实在是源于苏东坡立场的暧昧,尽管这种暧昧仅仅是苏东坡给他们的一种感觉。




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新法也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苏东坡批评的没错,反对的有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直言的品行可圈可点,不过,他的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毕竟方法欠妥,给人的印象似乎对谁都是鸡蛋里挑骨头,这就难怪两面不讨好。这样的处事,别说在官场上混了,就是做一个普通人处邻居也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就有大志,敢说话。他曾这样表示“言必当世之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一定要“以道对君,不可则止”。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就因为他年轻人这种敢想敢说的精神气儿。然而,大志固然美好,实现它却要有个过程,实现这个过程固然离不开才气,但重要的还是靠能力。这个能力无疑包含着能办事、会办事,把好事办成、办好的措施和方法。中国自古及今,很多文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才气,实在是因为他们缺少这种能力,不会把自己的“理想”经营好,落到位。在处理这件事上,苏东坡也有文人的这个通病,我们不必为贤者讳。




练武的人,有一项基本功就是“站马步”,讲的是根基要牢。只有跟基牢了,你才能站的稳,打人才有力量。否则,人没打着,自己可能反倒摔跟头。这个“站马步”练的就是能力。苏东坡的这种“苟利于国,无不可言”的政治追求靠什么去实现呢?仅仅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吗?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做起来其实并不难,或者说做到这一点,有一点良知和勇气就够了,难的是把你的想法让人接受了,那才叫水平。苏东坡在这方面显然欠火候。




不过,要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怨不得苏东坡。文人讲究的是“达则兼济天下”,可有些混出人模人样后的文人,“达”是“达”了,“兼济天下”没看出来,看出来的倒是不知啥时候开始滋长的真的好像人模人样的做派了。苏东坡毕竟说了他想说的,尽管没解决什么实质问题,但足以振聋发聩。他在力量范围内办了自己认为该办的事,他努力了、尽力了,这就是他的能力。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跳一米八的人越过两米的高度。




当然了,按照哲学的解释,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苏东坡之所以两面不讨好,王安石和司马光也做的很不大度。不过,细细想来,又岂止王安石和司马光呢?我们的很多领导不也往往高举从谏如流的大旗,却听不得半句的逆耳之言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官之道,亦是做人之道。可惜的是,在这面大旗下,苏东坡的心了。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