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五部 甲午风云 209节: 惊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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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URL] 209节: 惊天之举 “李鸿章将派遣罗丰禄,肩负秘密谈判使命,前往日本。” ——平山大侠 形势紧紧逼迫着李鸿章,逼得他走投无路。但是他决然不去考虑如何应战!他知道老太后绝对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在自已的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李鸿章没有办法可想,惟有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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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节: 惊天之举


“李鸿章将派遣罗丰禄,肩负秘密谈判使命,前往日本。”

——平山大侠


形势紧紧逼迫着李鸿章,逼得他走投无路。但是他决然不去考虑如何应战!他知道老太后绝对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在自已的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李鸿章没有办法可想,惟有挺而走险,断然使出最后一招惊天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派遣伍廷芳秘密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进行接触,表明态度。荒川立即急电报告陆奥,使日方明显感到李鸿章与清国总理衙门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迥然有异。

7月14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将派遣伍廷芳、罗丰禄,肩负秘密谈判使命,前往日本。”

7月15日,荒川又一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曾说:‘李中堂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

7月16日,陆奥回电:“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

当天深夜,陆奥接到荒川急电:“阁下之意已传达至李鸿章。他仍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并非常果断地拒绝了您的建议。”

7月22日,时近中午,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舰队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奉命来见荒川。

罗丰禄对荒川说:“尊敬的领事阁下,中堂大人决定鄙人为秘密特使,前往贵国拜见伊藤首相。中堂大人真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希望双方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

中堂大人要求贵国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之前,在朝鲜的贵国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希望贵国能就这一倡议马上答复。”

罗丰禄告辞离开后,荒川本想立即给陆奥发急电,谁知这时伍廷芳又来拜访,一定要拉他去见一个人。

当天下午3时,荒川在伍廷芳陪同下来到天津海关道衙门,要见的人原来是盛宣怀。三人在密室里呆了一个下午。

盛宣怀告诉荒川:“我们不想打仗!”

荒川笑问:“贵国军队还驻扎在牙山没有撤呢?难道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吗?!”

盛宣怀也笑了:“阁下说对了,那的确是做个样子,而不是真的去为了打仗!”

“可是贵国总理衙门,怕不是这想的?”

“哼!那邦小赤佬……”盛宣怀愤懑不平,溢于言表。

伍廷芳插话道:“领事先生,想必您也曾听过外国人议论说:‘大清国里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另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

荒川拍手大笑:“当然听说过。不过,北京的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当有外国使节来访,不论轻重缓急,所有大臣都是一定要参加接见的。可是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最后眼光都盯着总办大臣,却没有那一个肯出头负责办事。

而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则是中堂大人的个人外交部。中堂大人虽然坐镇在天津,但是对朝廷的外交方针却一直发生着直接的影响。”

盛宣怀笑着接过话题: “阁下说的精妙。那么阁下以为那一个衙门管用呢?!”

“当然是中堂大人的个人外交部管用了!”

荒川恍然大悟,以手拍额: “我明白了……你们是诚心诚意地求和……”

“我们当然是诚心诚意……”

“好,我立即回去报告你们的诚心诚意……”

罗盛两人的行动,其实都是奉李鸿章之命,在李鸿章的精心安排下,罗丰禄与盛宣怀上演了一出差强人意的双簧。

这一次诡异的、特殊的外交行动,是李鸿章数十年来外交生涯中的一次罕有的、冒险的举动。罗丰禄的行为,是采取了非正常的渠道,直接提出访日密谈的要求; 盛宣怀的行为,则是放出空气,表示大清国并不准备开战!

可惜的是,这一场由李鸿章在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亲自导演的非常外交好戏,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满堂喝彩和热烈地掌声。至今弄不明白的是: 荒川延误了大事?还是另有原因?

李鸿章满心欢喜,以为这一特殊的、高级别的外交举措,必定是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日本政府。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荒川回到领事馆,不知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立即发电报告,一直拖延到7月23日晚8时30分,才将电文发出。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电文后,陆奥立即回电指示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清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

应该说陆奥的反映,虽然不是特别积极,可是也属正常,并没有封闭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但是尔后日方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举动。

在清廷军机处、总理衙门秉承皇帝御旨,发指令给李鸿章,要他做好开战准备的情况下,李鸿章却置之不顾,采取如此重大的、直接的、违背上层要准备打仗指令的求和行动,是十分耐人寻味和值得深入探究的!

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至少表明了一点:就是李鸿章铁了心,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冒着罢官、甚至杀头的天大干系,把在朝鲜中日军事对抗的局面,平息下去,化干戈为玉帛。

李鸿章之胆,不可谓不大,然后若不是处在身体倒悬、生死攸关之际,你就是让他吃下十个豹子胆,量他中堂大人也不会挺而走险!

李鸿章之所以有桶破天的胆量,之所以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显然是出于如下的判断:一、西太后绝不愿意在六十寿辰开战。二、一旦开战,自已的淮军与北洋舰队便首当其冲,而仅凭淮军与北洋舰队,去对抗日本倾全国之力应战,并无把握取胜。三、虽然贵为北洋大臣,但是并非军机大臣,因此除了淮军与北洋舰队,自已调动不了全国一兵一卒。四、倘若和谈成功,他有对策给朝廷一个合理的说法。西太后也会因圆满、顺利地过好大寿,而将功折罪,对他从轻发落。

外交与军事一样,从来就是贯彻国家政治行为的左右手。

李鸿章知道国家的发展还需要时日。他也看到了各国的图谋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他就是要利用列强的矛盾,为这一发展争取时间、空间和有利的和平环境,而努力去避免战争,

可惜他对列强的本质与野心,认识还欠深刻、所抱期望太高,而对日本冒险开战的决心估计又太低。他想以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为前题,来换取日本作出些许的让步,进而和平谈判,不啻是求老虎吃素、屠夫封刀!

李鸿章什么都想到了,连细枝末节也谋划得精致入微!用心是良苦的,可惜他偏偏没有料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此一来,真是鸡飞蛋打,不仅和谈没有成功,而且使清军失去了增援与抢占战略要地,进行战前部署的有利时机,被日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

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舰

队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要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

他创建北洋舰队,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

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是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现在: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

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

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

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

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光绪帝一心主战,但是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

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舰队,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

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驻牙山的清军处在与日军一触即发的境地,因朝廷举棋不定而进退两难。等到李鸿章终于发现请人调停不过是水中捞月、画饼充饥,奉旨大举备战时,叶志超部早巳陷入日军四面包围、寡不敌众的绝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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