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抗日,玩日本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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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6年(1937

年)此月,镇江沦陷于日寇之手,笔者夫妇率子女及幼弟、家人等2O 余人,避逃乡间,又辗转至号称"孤岛"的上海。以后火车恢复行驶,家乡有人来往,得悉许多情形.并且告知镇江后街的变化,由于殷实富户均已逃离,又无客商往来,后街的姑娘们逃难归来,门前冷落车马稀,毫无生气,衣食为难。但不久出现了一个"护花使者",后街又逐渐热闹起来了。这个"护花使者"就是镇江第一号大汉奸邱风仪。


邱风仪的伪官衔并不高,不过是个丹徒县(即镇江县,当时改称彤徒)县政府一个伪财政局长,以后兼过伪镇江模范区区长;日伪"清乡"时又兼插问所所长。这几一个伪官官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在镇江沦陷之始,即参加了‘日本皇军宣抚班"几,并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他又自称是青帮大字班杨善之的徒弟,那在当时就算很高的通字班了。以上种种关系相加起来,尤其可直接和"皇军,特务机关联系,在那个迪贼世界,邱风仪确是炙手可热、路路皆通的。


镇江沦陷不久,邱风仪即为后街姑娘捧场,用以拉拢日本洋行的日本人、朝鲜人。他不仅和他们在后街摆台子、翻台子,还在其京徽路住宅楼上四开间敞厅,布置成富丽堂皇的宴会场所,招待宾客。每宴会时,即招来后街姑娘若干名,列坐特备的小讲台上,并有琴师,由客人点名清唱。客人亦可指名姑娘陪坐、猜拳、代酒,而不需客人另付局包。他如听到镇江逃亡上海或其他地方的稍有名望的人回镇,不管识与不识,即主动发柬邀请在这个客厅饮宴、带局,笔者于 1941 年秋,因岳父病故,我和妻秘密返镇料理丧葬,被邱所知即发束邀请、不便拒绝就看到了这个场面。在镇江沦陷时,未能撤离的民众死亡4500 多人,被焚毁的城市房屋达16000多间,在这样惨重损失下,由于邱的"号召",竟使后街"淫业"首先很快复苏、繁荣起来!


汪伪政权成立后,镇江增加了许多伪党政机关,也就出台了一班"新贵"。这时沦陷区内,商业萧条;唯有几种日伪统制物品,如米麦、花纱布、五洋香烟等行业,则畸形繁荣,也因而派生出许多"新富商"。这班新贵和新财主们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明白这被异族统治情况不可能太久,都需要发点财作另开码头的打算。新贵们想发财必需求教于新财主,财主们也正要借重新贵的势力,自然愿意为他们效力。于是新贵们都开了没有资本,没有店面,没有员工,不须开支,不须纳税的空头商号。每遇到日本洋行配货时,如纱布、五洋香烟等,都交给这些新财主们分配,为这些空头商号配给货物。并立即为随市作价,将配给价和市价间差额交给新贵们,顷刻间就发一笔财。这些财主们并不将货物按日伪规定配售给群众,而是囤积起来发更多的财。他们这样合作互利,并结拜为兄弟,每晚征逐于后街,打茶围、摆台子,花天酒地,热闹非凡。他们当中有汪伪系统国民党镇江党务专员(专区级)、主任委员(县级)、九十四号特工站长、县政府秘书、科长、商会会长及五洋、钱庄、纱布等商号经理,不伦不类的凑了18 个人,人称"十八罗汉",声势颇为显赫,真可说"群丑毕集"。不仅"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姑娘们醉生梦死,'可能这十八罗汉还庆幸沦陷给予了他们的机遇呢!


前面曾提到后街姑娘,是"官娼"性质,这时镇江设有日本官娼性质的军妓院两所,都在镇江旧城圈内,叫"花月"和"料亭花月",军妓叫作" 慰安妇",有不准接待中国人的规定,但偏有中国人要一尝"禁脔"。当时任伪县府总务科长的潘佑之、财务科长的王伯衡两人忽发奇想。他们说中国妇女被日本鬼子奸淫杀戮,我们应想法玩弄玩弄日本女人来"报仇",于是找了也顶着-伪县府科长名义、实际是当翻译的王佑喜为他们联系,并指定要东洋婆子,不要朝鲜人。王佑喜和那里的管理人商谈。据说这些家伙也奴性十足,听说是"中国太君",一口答应;并和日本女人说明,也因为是"太君"而答应了。讲明每次中储券伪币 20 元,他们目的达到了,又有几名"中国太君"找王佑喜代为联系‘王佑喜原是理发师,去过日本,日语很好,故能担当翻译。这时继续有人找他,想想害怕起来,坚决谢绝,大概"报仇"的先后有七八人;这是王伯衡以后在上海亲口告诉我的。这种"报仇"方法,可谓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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