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教授面对中国学生!!!?

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多诺休教授的所谓失望,正好说明当代青年可爱、可信,逐渐成熟,他们不偏信西方言论和观点,敢于独立思考,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一、多诺休教授的议题缺乏独立思考的成分


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二、新一代大学生自信并逐渐成熟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三、东西方应该相互吸取对方生存发展的精髓,和谐发展进步


当代大学生对多诺休教授议题的反应,实际上时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缩影。


西方有的人一直抱着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梦想中国有一天像前苏联那样垮掉。中国人一般都很实诚,把西方看得很美好,结果正是网络让大家看清了一切。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拉萨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可是,在看待当代中国时,很多西方人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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