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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时,整个欧洲被战火硝烟破坏得满目疮痍,成千上万的轴心国战俘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别无选择的厄运


《众神的黄昏》是个古老的日尔曼神话,德意志精神的起源。然而,它竟成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符号,成为希特勒留给整个欧洲的悲惨记忆和刺入灵魂的痛楚。盟军虽最终取得了胜利,实际上也是一无所获。所有城市都是满目疮痍,几近成了废墟;良田则荒草遍野,颗粒无收。欧洲的农业生产几近停滞,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们无家可归,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各国有限的剩余粮食根本是杯水车薪,而几乎毁于战火的欧洲铁路更是无法满足粮食运输的需要。对于西部地区,每天逃往苏占区的人口数以万计,总数估计达到了1200万到1450万之多,而那些纳粹苦役和集中营幸存者,以及数万被释放的盟军战俘,则更是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苦苦等待救援。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将整个欧洲带入了“众神的黄昏”――黑暗世界。盟国和苏联被迫采取一系列强硬、野蛮措施,解决德国及轴心国战俘的问题。


根据1929年签定的《日内瓦公约》,所有战俘均应享有与占领部队同等的人道待遇,包括饮食等基本保障。然而,对于二战末期的欧洲,每人每天最低2000卡路里的食品需求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当时同盟国有限的粮食主要保障太平洋战区,直到战争完全胜利后,保障重点才开始逐渐转向欧洲。


1945年4月初,美国在欧洲负责接收的战俘数量为31.3万人,但到该月底战俘数量即突破了210万人。随着第三帝国的垮台,美国在欧洲接收的德国及轴心国战俘总数竟高达500万人之多,其中约5.6万人在被俘期间死亡。死亡率与德国方面的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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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苏占区,战俘们的境遇就更糟糕了。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们对待苏军战俘的残酷手段,直接导致了苏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着苏军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战俘落入苏军手中。因此,苏军接管的战俘死亡率随之也直线上升,到1943年竟然高达60%。约有57万德国及轴心国战俘死于囚禁中。这种糟糕的情况直到1944年3月才有所改观,但也仅仅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官方数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苏联共接收了238.8万德国战俘以及109.7万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俘。其中有超过一百万的德国战俘在监禁期间死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在1945年,当时几乎所有苏联人都认为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百多个战场上,德国战俘们在苏联士兵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与仁慈。”


二战期间,苏联的劳动力几乎全被送上了前线,倒在战场上的更是不计其数。战后,劳动力极度匮乏的苏联将目光转向了战俘。战俘成了苏联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替代者。他们虽然并不等同于劳改犯,但是在待遇上并没多大差别。战俘营通常由一些粗漏的小棚屋搭成,根本无法抵御俄罗斯冬季的刺骨寒风。当然,苏联政府也会不定期遣返战俘,有时数量巨大。但直到1953年还有2万余名德国战俘仍被拘禁于苏联境内,直至斯大林去逝后,这些人才最终被遣送回家。


学会顺从,巧用心计


1939年,米兰·劳曼见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斯洛伐克作为第三帝国附庸国的成立。当时,劳曼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父亲是一名贫穷的乡村教师,第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终日坚守自己的日尔曼精神,认为所有日尔曼血统的人们都应该争取和享受第三帝国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3年,劳曼的父亲收到了一封质询信,质问他的儿子劳曼已经18周岁了,为什么还没有志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信中提到,如果劳曼不参加纳粹党卫军,将无法享受第三帝国的各种权利。在巨大的压力下,年轻的劳曼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加入了纳粹党卫军


接受完基本的军事训练后,劳曼作为战地工程师随部队被派往希腊,随后转战东部前线。当时,苏军节节胜利,德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劳曼随即被提升为士官,并与其他1000多人一起接受高强度训练。然而,随着苏军攻破波兰波兹南市,德军不得不将这些尚未接受完全训练的新兵匆匆送上前线。可想而知,他们的伤亡率非常高。 到1945年4月18日,劳曼的部队仅剩60人了,他们被围困在了奥得河畔的一片森林里,只得苦苦死守待援。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到当天下午,活下来的只有17人了。绝望之下,军士长召集所有幸存者,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总部求救,而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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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部队后,劳曼历经重重艰险,终于蹒跚着走出了那片森林。不久他便遇到了一群士兵,起初还以为是匈牙利军队的先遣队,没想到竟是苏联红军。这群苏军士兵抢走了劳曼身上所有的香烟,不过令他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的是,他们竟然还给他留了几支。劳曼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逃过这一关。他们若真想杀掉我,肯定不用这么麻烦,竟然还会分给我香烟抽。”


短暂的休息很快被林中的枪声打断了。一名苏联军士长命令劳曼起立并向林中射击者喊话劝降。劳曼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要么接受命令,站起来被林中子弹击中;要么抗拒命令,被苏联士兵枪杀。显然,后一种选择更危险。经过短暂的权衡,劳曼跳起来向林中喊话,但回应他的只有密集的炮火。幸运的是,只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苏联人将劳曼简单包扎后便送往附近的战地救护站。当晚,劳曼与其他战俘一起睡在了一个肮脏的羊圈里。劳曼说,“我遇到的都是温和的苏联士兵。能落入他们之手,我感到很幸运。”然而,这种幸运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次日早晨,劳曼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名苏军士兵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正与一只金黄色小鸭子快乐地嬉闹着。然而,当集合号响起时,那名士兵竟将小鸭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并用靴子后跟将其活活踩死。对于劳曼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瞬间。“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幕的主角竟然真的是一名俘获我的苏军士兵。我真的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从最初的震惊变成了警醒,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相处。我决定从那天起,要尽量顺从他们,避免遭受那只金黄色小鸭子的悲惨命运。”


曼被送往波兰瑞波仁市一家医院治疗。这家医院负责120名囚犯的管理与治疗。“我们所有人都是伤病员。在这里,我们的伤病也在一天天地不断好转。”医院的护士经常像命令士兵一样,要求战俘们干各种差事,比如协助将重伤员推进手术室,清洁地面,焚化尸体等其他重活、累活。劳曼意识到,这家医院对他来说更安全,说不定还是他能活下去的机会。于是,劳曼有意识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并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我不会放弃任何与俄罗斯人谈话的机会,我一直在努力学习。”


然而,其他一些战俘却并不愿意配合。一天傍晚,一名德国军官和他的士兵拒绝打扫医院卫生。他们声称,这种在晚饭后还强迫战俘劳动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劳曼与一些顺从的战俘开始打扫卫生,而那些反抗的战俘,包括那名德国军官随即被扫地出门,送往劳改营。有意思的是,这次事件也变相地改善了医院对战俘的待遇。“医院的犯人数量也因此减到了30多人。犯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平静了。我们的食物也更充足了,质量也有所改观;床铺被褥也足够温暖、舒适了;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看一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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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医院的一名俄罗斯少校告诉劳曼,他们将被遣返回家。当少校问劳曼是否愿意与这些纳粹党卫军一起被遣返时,劳曼答道,“为什么不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他们也有权利回家。”少校其实知道劳曼原来也是纳粹党卫军,刚才只不过和他开个玩笑。


1945年10月13日,劳曼收到了释放通知书。他和一位朋友一起离开了医院,向西部家乡方向前进。10月18日,他们抵达了已被战火破坏得只剩残垣断壁的柏林。但是他们还要前往法国,因为他的朋友是法国人,必须回法国办理正式手续。然而,当他们到法国军警局上交档案时,却被戴上手铐关了起来。


当得知劳曼是前纳粹党卫军士兵时,法国当局将劳曼和他的朋友投入了泰格尔监狱单独监禁并分别审问。在这间狭小的监室里,孤独和缺少锻炼成了劳曼不得不重新面对的新问题。“我无法与隔壁狱友交流。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窄小的格子。日复一日,不知何时是个头。我们在监狱里的食物少得可怜,只有等待死亡。但还算公平的是,即使是监狱外面的自由人,也是食不果腹。在最初的九个月里,身高6英尺的我,体重竟然降到了103磅。我的心情极度低落,精神也萎靡不振。”


在绝望之中,劳曼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引起典狱官的关注。他经常以头痛为名,向监狱医院索要阿司匹林并藏于他的监室里。当监狱方面查获了他的药品时,卫兵要求劳曼给出解释。劳曼便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自杀,看着我!”这一策略终于见效了,法国当局最终同意劳曼可以与其他犯人交流,并在厨房里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虽然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我还是不得不返回我那间小监室,但是我的精神和身体还是很快得到康复。”


1947年2月19日,劳曼终于获释了,当时他年仅23岁。“我终于得到了自由,回到了这个混乱的战后世界。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独立生活了。”但是,直到多年后劳曼和他的家人才得以最终团圆。


有一天,农场来了一队英军士兵并宣布要从战俘中征召志愿者。简森递交了自己的申请,很快被安排了一份文员工作,主要负责处理遣送档案。很显明,那些志愿做农活或食品加工的人可以获得优先遣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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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简森的文员生涯终于结束。他随后又被塞入一辆列车车厢,开始了颠簸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将被送往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最后,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发现竟然到了比利时。我们所有人都被赶下火车,送往一个叫博坎的战俘营。这个战俘营被分为多个监区,每个分区大约有6000名战俘。我相信,整个战俘营有将近3 6000名战俘。那里的条件也非常恶劣,我们经常挨饿受冻。”


4月6日,简森与一帮战俘又被送往英格兰。在一个临时战俘营,他们终于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度假野营地。我们可以吃我们喜欢的食品。我们已经长期营养不良了。这真是不可思议。”


在英格兰,战俘们为英军做各种差役。简森认为,这种待遇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舒服了。“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战俘营,战俘们都需要各种不同的生存技巧。要是你有一门手艺,你会发现你比较忙。如果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你有可能会被安排当一班之长,甚至是更重要的翻译职位。这可是一项热门技艺。”


1948年是简森战俘生涯的最后一年。在英格兰战俘营,简森成了一名农场劳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可以穿着平民衣服。坐在英格兰乡间马车上,说着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简森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1948年圣诞节,简森返回德国时,他又收到了一份战俘救助金。此后,他再次回到英格兰继续他的农场劳工生涯,并于1949年结婚。


对于简森来说,虽然在早期经历了许多艰辛与耻辱。但作为一名战俘,他的战俘生涯与其他战俘们相比可以说是最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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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被占地区人民唾骂的德军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