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回忆:毛泽东不带武装收伏山大王



蒋介石没禁《水浒传》是个错误


父亲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


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决定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他们领导着两支规模不算太大但很有影响的农民自卫军。


尽管这两个山大王离开人世已经好多年了,但是父亲对他们记忆犹新。


80年中期父亲曾经同我长谈过几次军队的历史,因为他知道我对中国的军事历史很感兴趣。父亲说,袁文才、王佐两个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袁文才出生在江西宁冈县一个叫茅坪的村子里,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少年时曾经在永新县一所中学读过书,这样的学历在那个年代和那样贫困的地区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


王佐是江西省遂川县人,没有读过中学,但学得了一手精湛的裁缝手艺。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过地主土豪的压迫,出于劫富济贫的目的,他们先后参加了当地的绿林军,躲在毛竹林里专门打劫土豪劣绅的浮财。由于两个人很有头脑,很快便成了各自绿林军里的头领。


他们各自领导的绿林军很有谋略,都采取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做法。即只打外乡的土豪劣绅,对于本地的地主老财,他们不去招惹。这样他们就在各自的地盘上堂而皇之的生存下来。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他的绿林军在宁冈举行暴动,自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也将自己领导的队伍改称遂川县农民自卫军,自任总指挥。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袁、王率领各自的农民自卫军,会同莲花、安福、永新等县的农军举行暴动,共同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并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永新县城。官府派正规军清剿农民军,好几个县的农军都自动解散了,唯有袁文才和王佐两个人领导的农军没有执行官府的命令。


袁文才带一支队伍驻守在宁冈茅坪,王佐带一支队伍坚守在茨坪一带。他们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敌人虽然派了大批部队清剿,但由于井冈山地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这两只农军队伍都很好的保存下来了。


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杀富济贫”。


父亲还笑着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当然,既然要占山为王,就特别要珍惜自己的地盘。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以后,袁文才和王佐曾经有一段比较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地盘会被侵蚀,甚至队伍会被吃掉。实际上,在工农革命军内部也确实对如何处理这两支农民绿林军产生过争论。


父亲回忆,井冈山当地的党委负责人都希望工农革命军能够吃掉这两支绿林队伍,因为这两支队伍根本不听当地党组织的话,而且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这两支队伍都沾染了很强的土匪习气,视生命为草芥,当地农民对他们的同情正在减少,抱怨情绪正在增多。而且这两个人生性多疑,是很难驯化的绿林莽汉。父亲说到这里还特意对我说,你看《水浒传》影响多大,武松、林冲、鲁智深……这些英雄哪个不是杀完人逼上梁山?


毛泽东不带武装与绿林队伍谈判


父亲说,毛泽东不带武装与绿林队伍谈判,胆子大得出奇,真不是凡人


父亲回忆说,当时这两支农民队伍只有几十条枪,而工农革命军数倍于他们,又是训练有素,应该说解决这两支绿林队伍是不难的。而且还可以采取智取的方法,找一个理由将他们诱骗出来,不用流血就可以将他们缴械。


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他对那些当地的干部说:袁、王两支队伍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打倒土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又举行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永新暴动,并保存了实力。他们在井冈山地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十分熟悉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形地形,我们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红色政权,他们是我们必须要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想法最终获得了当地党委同志的理解。鉴于袁、王部队都是由绿林土匪武装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的,部队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土匪习气很重,部队内部主要依靠江湖义气和封建帮会来维系,于是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党组织确定了团结、改造和帮助其发展的工作方针。


实际上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袁文才写过一封信:


袁文才总指挥拜鉴:


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军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


袁文才看了毛泽东给他写的信,仅从那飘逸大气的笔迹来看,袁文才断定写信者不是等闲之辈。他和王佐等人仔细斟酌,决定在回信示好的同时,派人去工农革命军驻地秘密侦查。


袁文才派去的人见驻地周围贴了好多标语,便趁没人的时候撕下了一些,准备带回去交给袁文才。没想到执勤的哨兵发现了这个撕标语的人,将他抓住交给了三营副营长伍中豪。伍中豪拿不定主意,便上报到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立即交代伍中豪:来人要善待,标语不许没收,若没有收集全还可以给他补上。安顿好以后,马上放人。


袁文才的侦探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礼遇,他原想这下恐怕回不去了,即便能回去也得挨一顿打。工农革命军不但没有打他,还帮他把没有收集全的标语都补齐了,而且派了几个战士送他上路。


侦探回到袁文才的身边,如实向袁文才汇报了自己的经过。袁文才颇有兴致地听着,并认真地查看侦探带回来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动派,工农做主人”,袁文才若有所思地说:“倒像是共产党的主张……”


袁文才于是作出了和工农革命军接触的决定。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进一步考察对方的诚意,袁文才把会面的地点定在了自己容易脱身的大仓村林家祠堂内。在祠堂内外,袁文才埋伏了20多个抢手,还在不远的村口安排了接应的部队,以便在发生不测时随时进行增援。


何长工去与绿林头目王佐谈判


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与王佐谈判,父亲说,何长工是为我党立过大功的人


工农革命军派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7个同志,都没有带枪,准备去见他们。父亲说,毛泽东这个人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胆子大得出奇,如果他们开了枪毫无办法啊,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十八年后毛主席要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们听到以后都不同意,蒋介石1927年“4.12”就是背信弃义,突然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我们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但毛泽东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父亲说,毛泽东的举动让袁文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让袁文才感到吃惊的是工农革命军给袁文才带来了100条枪的见面礼,袁文才部队缺的就是抢,他现在手里只有60枝不太好用的旧抢。毛泽东对袁文才说:送给你这100条枪,只是略表工农革命军的一份心意,我们真诚地希望贵军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共同为工农打天下。


袁文才当即表示要为工农革命军两肋插刀,全力相助。他问毛泽东工农革命军目前有什么困难,毛泽东说粮饷有点紧张,另外还有伤病员缺医少药。袁文才立即命人将一千多块大洋交给工农革命军,并表示:他的部队让出井冈山的茨坪地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地区,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袁文才还表示,他将跟王佐进行联系,让王佐也跟工农革命军交朋友。


很快,王佐派人来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要工农革命军派人上山接洽。毛泽东将此事交给了何长工。何长工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王佐虽然也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但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说翻脸就翻脸的绿林莽汉,何长工不知道能否与王佐合得来。


父亲会说起何长工是满怀感情的,看得出来,青年时期结成的友谊在垂垂老矣的时候依然在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毛泽东亲自给何长工面授机宜,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我们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后方,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因为我们以后要在山区常年打游击,绿林好汉的部队是经常会遇到的。


何长工带着毛泽定写给王佐的亲笔信,独自一个人上了山。


王佐此时正在山上等着何长工呢。见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王佐十分高兴,当即命人摆酒设宴,要与何长工一醉方休。何长工哪里见过这阵势,但盛情难却,只好应付。酒席上王佐和一帮军官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派江湖义气。


何长工没有气馁,他从王佐的母亲入手,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王佐由于常年的绿林生活,养成了随意杀人的坏作风。王佐的母亲信仰“同善社”,认为杀人不好。而王佐是一个孝子,何长工就利用王佐的母亲做王佐的工作,希望王佐不要随意杀人。何长工趁热打铁,开导王佐说:对抓住的敌兵要作分析,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使被迫给官府做事的。即便是有罪过,也应该审讯以后,再作处置。


从此以后,王佐杀人真的少了。他捉到人以后,首先进行审讯,基本都不杀,过这让他拿一些钱物来交换,或者通过这些人搞些情报来。


毛泽东对何长工的工作很满意,还开玩笑地总结:“何长工,你的长工干得很好嘛!”


袁文才、王佐死亡悲剧


父亲说,错误路线杀掉袁文才、王佐真是天理难容。


父亲说,后来袁文才、王佐被自己人杀了,这件事真是天理难容!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是宽阔的,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我们都误伤过很多人,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教训!


父亲回忆,何长工做了成功的谈判后,毛泽东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干绿林的人,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是被官府吃掉,就是跟手下人火并。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天下。


王佐深受教益,他找到袁文才,立志要跟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袁文才早有此意,于是一拍即合。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隆重召开。张子清营长代表前委宣布两支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组成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作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残忍的杀害。


父亲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9年初,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在红四军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按中央精神歼除袁文才、王佐的意见。以前他们俩就极力主张杀掉袁文才和王佐,这次有了中共六大的尚方宝剑,他们便再次提出了解决袁王的动议。


毛泽东是反对杀袁王的,他说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和执行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首领一律加以歼除的条文,因为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和修械处不都是设在茨坪王佐那里吗?二人现在是中###员,红军领导人,我们能杀自己人吗?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父亲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中央部署的行动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父亲说,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我军的作战方式,我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


回忆何长工


1987年何长工逝世的时候,父亲悲伤地想起井冈山的何长工,说何长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父亲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井冈山的历史是1987年。那是1987年年底,父亲接到何长工家属的电话,得知何长工去世。父亲长叹一声,那几天一直情绪不高。我说,何伯伯在您受审查的时候几次来看您,真很讲情义。


父亲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父亲给我介绍了何长工的历史,我才知道这位井冈山的风云人物还是个知识分子。何长工比父亲大9岁,是湖南华容南山乡人。早在1918年就毕业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同年到北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法国的圣雪尔旺工业学校和比利时劳动大学。1922年初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当时就询问父亲:“这样的文化和资历,完全应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但是怎么文革开始前才是地质部副部长?”


父亲说:“情况比较复杂。何长工的确资格很老,他解放后担任的职务与贡献不相乘。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已经任红8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32军政治委员。但是后来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虽然我们在井冈山就成为战友,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但是对于中央已经做了决议的历史事件不敢议论,这是党的纪律,当然大家心里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亲说到这里,脸上掠过哀伤。


父亲又把话题转到井冈山,他说:“何长工也愤愤不平地说,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们党早期犯的错误,应该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想想,我当年代表党去谈判,他们把自己的武装交给了党,后来又把人家杀掉。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亲都打了保票,还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果愧对两个结义兄弟。如果不给人家彻底恢复名誉,我死不瞑目!”


父亲的钦佩溢于言表,对井冈山的怀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我佩服井冈山的重要人物何长工,听说何长工临终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动不已!听说何长工的遗愿已经实现了,2006年年初,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袁文才、王佐已经完全被作为革命先烈来纪念了,历史终于为两个冤魂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