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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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早年以《间岛问题》、《承化寺说》等文扬名天下,被一向狂傲不羁的章太炎称为“有总理之才”,一生为中国宪政奔走,31岁进京准备组阁,被刺杀于途中。


易中天总结得好,得江山的人要么是李渊那样的贵族,要么是刘邦那样的流氓。胡兰成说,自古江山如美人,只嫁与荡子。说起来,宋先生既不是贵族,亦非荡子,所以他与江山无缘。说这话多少有点亵渎宋先生了,宋先生一生为宪政奔走,说江山属于某人,是要遭宋先生批判的。


也许宋先生从政本身就是个错误,或者是个“历史的误会”。如果要列个“不适格的政治玩家”的话,会有很长的一串名单:宋教仁、汪精卫、瞿秋白……就如唐德刚所说,他们可以是很好的诗人、文人,甚至是个好情人。胡兰成要是不走这条路,可能也会是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至少,可以跟张爱玲自在地泛游西湖——政治被许多人称为这个世界上最脏的两样东西之一,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玩的。他们依然去做了,单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尊敬了。扯远了。



宋先生一生,有几样东西或者说几件事情需要被历史铭记的。一是他的宪政思想;二是他的宪政实践;三则是围绕宋先生被刺的诸多是是非非。




先说他的宪政思想。


如果没有在第一线,宋先生也许会成为宪政教父式的精神领袖。作为“议会迷”,可以说,早期的辛亥革命党人中,对现代宪政、法治、政党等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他是第一人。早年东渡日本的求学生涯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了,对日后的《临时约法》影响深远。此外,翻译的《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等著作,亦让革命党内许多人对宪政这个新生事物有个感性的认识。


宋先生身上还有一样好东西,那就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当仁不让”的观念。用傅国涌先生的话说,宋有一种“健全的角色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对“第一”的态度比较暧昧,退隐成为被推崇美德,皇帝即位还要假惺惺推辞几番。“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这种责任感今天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再说说他的宪政实践。


中国离民主最近的一次是在1913年。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尽管这次选举还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了限制。毕竟开始了,就是好事情。


“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是最大宋先生宪政思想最大的一个实践,尽管离他的理想只有一步只遥,但是却让国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还可以这样。


子弹结束了宋先生年轻的生命,也使中国与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擦肩而过。


宋先生另一个应该被载入历册的宪政实践就是改组国民党。如果我是小马哥,我就会在国民党中常委的会议室挂宋先生的像。他才是国民党真正意义上的缔造者。宋先生在国共两党都成了被刻意淡化的人,这也是中国的悲哀。


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都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政党,或者只能算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或许,还可以把革命的标签贴上去。1912年征得孙黄两位大佬点头后,宋先生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在同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多党竞选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


可惜宋先生倒下了,还没能等到把国民党彻底改造。以致于国民党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草莽英雄的心态,法治和民主形同虚言,最后连个小岛的统治权都拱手让人。此是后话了。




最后谈谈宋教仁被刺案。这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袁世凯成了最大的嫌疑人。杀人讲证据,一百年都要过去了,讲证据恐怕是很难了。杀人是要有动机的,动机却是可以探讨一下的。


先谈袁世凯。头号嫌疑犯。动机是宋力主内阁制,严重威胁袁的总统大权,此外还包括宋对袁政府不留情面地指责,“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袁对宋忌恨颇深,“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据说还留下了书面材料。总之杀人动机是有的。合理怀疑。


问题是,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暴的黄克强来还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还有值得推敲的是杀人的时间选择的问题,袁会不会在这个敏感的时间选择杀宋?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也就是组阁的。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嘛。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将宋视为亲袁派,袁也曾有意让宋掌国务总理之印。从宋临终前给袁的话来看,也是看不出他对袁的怀疑的。


袁被列为头号嫌疑人最大的原因除了杀人动机外,还留有证据,即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所说的“毁宋酬勋”。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不能算是直接证据了,而且有个“毁”的解释问题了。从史料上看,应桂馨曾经告诉袁已经拿到了宋在日本刑事犯罪的证据。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在手,报纸上一发表即足以“毁”宋,没有必要采用肉体消灭的方式。


嫌疑犯名单第二人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我往哪搁呢?也是合理怀疑。赵与宋其实私交甚好,赵甚至于把宋当偶像。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当赵听到宋被刺后,围绕桌子兜圈,喃喃自语,“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 赵秉钧的杀人动机跟袁一样,杀了宋他还是要挪位的,国民党会另派高人,虽然赵当时也被拉进入国民党了,但就他的资历和人脉,显然不会是总理人选。


嫌疑犯名单上的第三人黄兴,杀人动机是代表国民党与袁争做总理。当时国民党来看,能出任总理的孙文、黄兴、宋教仁,或许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前任临时大总统是不可能去做总理的,尤其是跟袁共事。当时国民党内的声音也是总理非黄宋莫属。动机合理。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内讧的事情常见诸报端。


黄兴与应桂馨的关系也不一般。“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这是赵秉钧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的。应桂馨与黄兴甚至有经济往来呢,我跟应之间仅仅是通讯往来,谁比谁的嫌疑大呢?


嫌疑犯名单上第四人前临时大总统孙文。论杀人动机,绝不亚于袁等人。宋做了总理,就是事实上的党魁了,孙文哪里站?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政坛新秀,宋人气正旺,大有取代孙文这个过气领袖之势。更何况当年同盟会发生的几次倒孙浪潮,宋都没有什么好的历史记录,在总统制内阁制上也是跟孙吵了个脸红耳赤。论与后来被追究责任者的关系,应桂馨当年还是孙的得力暗杀干将陈其美委任的谍报科长,甚至做过几年孙的侍卫。


嫌疑犯名单上第五人可以列一长串,恩怨情仇,心情不爽想杀人的,杀个人练练手的……诸如此类,恐怕不是今天才有此类人等,过去不见报道而已。


宋倒下了,关于这个公案以后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各路人马见仁见智。不妨再用刑侦的思维回头去看一下,谁是这件事情的最大受益者?孙文。




宋教仁被刺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倒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许多人和事,也对历史产生了恶劣影响。


一个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宋的被刺,无论从当时的政坛还是到今天的许多所谓主流历史学家,均普遍把这件事情无限升级,认为这意味着宪政民主在中国就象宋的个人命运一样死路一条。独裁专制集权的思潮重新占有市场,袁世凯甚至最终想回到帝制的老路上。这种影响直到今天。


第二是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一个应该被反复强调的恶性事件,用武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开创了日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先河。


第三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法治观念在处置这件事情时被是被断然抛弃。所谓“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想当然地认为法院会被政府影响,便要求改变国家的司法体系,这种对法治的公然践踏的行径,与宋的法治思想真是南辕北辙。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地方司法机构勇敢无畏地传讯了国务总理赵秉均,这应该是中国司法史上最不畏强权的事件。可惜我没有在任何中国法制史上教科书上看到。


1913年,那时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这是一场悲剧,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宋教仁,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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