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原苏共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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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腐化堕落的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腐败使苏共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 的利益而不思改革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共党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

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腐化堕落的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腐败使苏共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 的利益而不思改革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共党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危险性更大。如果说经济领域的腐败威胁着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思进取、无心改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可能丧失其固有先进性而蜕变为一个类似于剥削阶级政党的危险。


1.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内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最大愿望是安于现状、保持现状、维护现状;其在党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反映,就是不思进取、僵化保守、墨守成规;在学风上则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态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创新性、时代性、思辨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成为普遍现象。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高级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在内,到80年代初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根本就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党内思想理论僵化也必然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淡漠,信仰危机日益严重。这种情况,进一步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被玷污,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作用逐渐丧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存在着丧失人民群众支持和信服的巨大危险。


2.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的干部制度、组织系统腐化,拒绝改革。在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现有的一切一劳永逸、稳定不变。尽管苏共的干部制度、干部选拔政策都有民主推荐、综合选拔、全面考核等各项完备的组织程序、原则和规定,但是,为了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选举实际只是个形式,谁被重用是由上级内部指定的。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严重存在,党的干部下级服从上级绝对化。判断干部的政绩、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上级领导是否满意。即便是业绩出色、能力超群,群众基础深厚,勤勤恳恳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如果不为上级领导喜欢或看重,同样没有政治前途。干部选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苏共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科学合理选拔人才、培养优秀杰出干部的优化功能被消解,机制严重弱化,这就使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干部被拒之门外,使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得势。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竟然培养出完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蜕化为赤裸裸的投机分子、实用主义者的官僚特权阶层,以至于在国家的紧要关头,堕落为“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这些人不仅没有阻止国家悲剧的发生,反而疯狂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苏共领导干部出现了实际上的终身制,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导致苏共中央上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削弱。这样,苏共领导集团年龄严重老化,政治上刻意求稳,不思改革,拒绝改革,甚至害怕改革。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70岁以上的委员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领导核心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暮气沉沉、得过且过,已经不可能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更不可能拥有宽广博大的胸襟,继往开来的气魄。


由此,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党内已经是经济蛀虫成群滋生,僵化之风充斥党内,官僚习气浸透政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


尽管苏共腐败及深层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并未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远远超过消极因素。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大局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依然对党重新焕发活力寄予厚望,有着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革命”。戈尔巴乔夫1985年以全新的“改革家”姿态出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人民也曾对他抱有殷切期待。利加乔夫回忆说,在改革的最初年代里,国家感受到精神上多么昂扬,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感觉大有希望的时代真正出现了。因此,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腐败使苏共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腐败问题开始演变成苏联剧变的致命因素,一些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需要下,获取了党和国家的各种权力,贪污腐化,并开始有计划地演变国家,最终导致世纪性悲剧的发生。


1.产生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领导。经过苏共二十大和勃列日涅夫党风廉政建设存在严重问题的时期,苏共党内已经具有了产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适宜的土壤,就会迅速发展,形成气候。苏共在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时,能否选拔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不可预测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加,有可能出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蜕变的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甚至各类野心家、阴谋家。1985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从表面上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总书记最佳人选之一,人民对他寄予厚望,至于是否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戈尔巴乔夫不仅令人民群众大大失望,而且成为苏联剧变的千古罪人。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利用苏共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打着革新苏共的旗号,妖魔化苏共历史,以达到其彻底改变苏共马列主义性质的目的;另一方面依然大搞专权、特权,权力腐败。这些破坏党的活动,客观上又为后来背叛苏共的人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目标明确地执意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才使得苏共党内腐败问题成为毁灭苏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口实,并进而为苏联解体创造了绝佳时机,成为人民群众抛弃苏共的最痛心的缘由。


2.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使党衰弱至极,党的形象降至冰点。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直以“全新的改革家”自居,他留给公众和社会的形象似乎与腐败、特权、专制等问题较远。但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问题最多,对党的影响也最致命。苏共的腐败之所以使党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的一步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


(1)“反腐败”却大肆腐败。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令人民群众不能容忍的是,这是作为国家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要坚决摧毁所谓“斯大林集权体制”、反对腐败与专制,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高级干部所为。苏共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严重腐败问题,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对苏共及改革的信任度和期望度。


(2)“反特权”却大行特权。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3)利用“苏共”反苏共。戈尔巴乔夫还采取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战略。雅科夫列夫曾经相当明确地表述过这一改变社会制度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这一“战略”使得苏共二十八大前后,有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有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出现;全国有6万个各种反对派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由这些反对派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极其频繁。 1989年有近5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万,1990年仅l至2月就有2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800万之众。主要口号是:“打倒苏共”,“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致使苏共威信急剧下降。从1990年到1991年,退党人数达420万人,占党员数21%。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默许、支持、怂恿,反对派不可能如此发展迅速,更不可能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打倒执政党、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对党失去信心宣布退党,更是对党的沉重打击。


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共党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大卫·科茨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了1990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结果表明:在民众中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调查结果却相反: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会主义,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科茨说,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济金回顾苏联剧变的原因时认为:“在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背后是特权阶层官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改革的思想,也没有改革的信念,只有改变所有制和攫取财产的欲望。他们无视所有关于改革的设想和战略,想到的只是个人的财富。他们就是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真正搞垮苏共的就是苏共内部由腐败势力特权阶层演化、蜕变而来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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