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不弃核”与中国“不弃朝”

联合国安理会6月12日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除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达“最严厉”谴责外,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比第1718号决议“更严厉”的制裁。朝鲜对此毫不示弱。朝鲜外务省13日发表声明,宣布“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并声称将采取三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从目前朝鲜半岛总的局势来看,爆发各种冲突的可能性无疑正在不断增加,而平衡及减少这些冲突的制衡力量却又明显不足。其中,中国如何发挥关键作用,尤显得格外重要。

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平衡”各方利益的基本立场,既支持国际社会对朝鲜公然违反联合国第1718号决议的做法表示谴责,并通过支持联合国“严厉制裁”朝鲜的决议,体现中国政府不会接受朝鲜半岛“核武化”的既定立场,但同时又呼吁,为了朝鲜的基本利益而呼吁国际社会在具体执行制裁决议时,应坚持“理智与克制”的原则。在这方面,中国的策略选择虽然有些“无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决定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也符合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中国的决定,是在履行其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政治与安全的承诺,是对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的表现。因此,在联合制止朝鲜半岛“核武化”的行动上,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适度的、有远见的。

然而,朝鲜政府已经多次明确表态,不会重返“六方会谈”,更不会主动放弃核武,而且还将采取更加具“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与国际社会进行对抗。从这点上看,在执行联合国第1874号决议时,各国如何把握“分寸”,避免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生“擦枪走火”事件,除了将十分考验各国的运作技巧外,防止危机失控的“应急对应措施”,也随之变得非常关键了。

中国在此新的严峻情势下,又如何发挥有效“制衡”潜在风险发生的作用?笔者认为有三点可供参考:

第一,从较为长远的战略与安全利益上考量,既然中国不会放弃支持朝鲜现政权,也不会对中、朝政策作出“全面修订”(至少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中国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的对朝策略重点,应该从“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努力,尽快转为“化解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严重冲突危机”上来。这是目前朝鲜半岛的形势所迫,是潜在危机所迫,也是中国确保自身利益所迫。

过去,努力规劝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可以说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外交策略重点,也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朝鲜外务省日前的声明宣布,将全面体重启“铀浓缩活动”,并将新生产的浓缩铀“全部用于制造核武器”。这已经表明,过去7年来“六方会谈”与朝鲜方面达成的所有协议,已经成为泡影,朝鲜即不会再继续遵守这些协议,更不可能在展开新的对话。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包括其他各方)试图在短期内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努力和机会,或许将不会产生任何正面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适时调整对朝核问题(非朝鲜问题)的外交处理方向,用应对危机的“危机策略”消除危机。

第二, 笔者曾在5月27日率先提出“积极浸透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在参与、融入朝鲜的核开发计划的同时,逐渐诱导朝鲜将其在核武器上的研发,转向和平利用核能的轨道上,并在让朝鲜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使朝鲜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出现‘不可逆转’的局面”的建议。根据凤凰网6月14日的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业遂12日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朝鲜如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当享有一个缔约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中国的这一立场,明显向朝鲜释放了“中国将支持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讯息。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力劝朝鲜放弃研发核武器、改变核武开发至和平利用核能的新机遇和新希望。笔者还认为,尽管类似的建议在过去也曾模糊地涉及过,但似乎从未认真、努力地使其成为对朝核问题的核心政策。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重新认真思考这一策略,并向朝鲜政府全面、详细、具体地阐述这一新的建议,在说服朝鲜认清形势的同时,联合俄罗斯一道行动,为朝鲜提供必要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和资金。

笔者曾强调指出,朝鲜半岛和平利用核能并非只是朝鲜的事,韩国已经在开发核能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新的半岛及地区“和平利用核能开发机制”,彼此通过新的对话平台,相互沟通、相互监督,将是必须考虑的新课题。

第三, 朝鲜坚持核武研发,最核心的依据,就是强调朝鲜的和平正受到美国的威胁,朝鲜必须以“核武手段”捍卫民族与国家利益。从这点上看,朝鲜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敌对状况,也就成了朝鲜研发核武的“唯一且正当”的理由。这既是事实,但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朝鲜半岛目前仍处在“战争状态”,美国在韩国仍驻扎有军队,这是令朝鲜深感受到来自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军事威胁”的客观原因。

但是,正如笔者前不久指出的,朝鲜发展核武器,也有其政治目的。朝鲜最近的连串举动,极可能是朝鲜内部政治纷争与“接班格局”未完全处理妥当的“政治练兵”,是一次对党、政、军,最主要还是军队的对现政权或未来政权“忠诚度”的大考验。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协助朝、美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展开谈判,发挥主要“牵线人”而非以往“六方会谈”的“主办人”作用,让朝、美认真展开和平对话,消除朝鲜的“战争威胁”心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让朝鲜清楚、明确地了解,朝、中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仍然是牢固的,中国不仅不会放弃朝鲜,而且可以协助朝鲜建立政治与国防信心。这种协助绝非是说“武装协防”或“出售武器”,而是要让朝鲜明白,朝鲜对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而中国在维护这种战略意义重要性的具体行动上,是可以超出普通外交辞令的范畴的。据笔者了解,早在“五方会谈”时,中国政府就曾多次明确向朝鲜提出,中国可以“负责”朝鲜的安全,但条件就是朝鲜不能拥有核武。这种策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的,而且越具体、细化和明确,对朝鲜消除“战争危机”心态,也就越有利。

在朝鲜政治层面,中国党政最高层,应该积极接触朝鲜未来新的领导层,并积极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信赖关系,为加强中、朝新的政治关系,打造牢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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