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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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倭仁 (1804—1871) 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道光进士。1832年授编修。1844年任大理寺卿。1855年内任侍讲学士,1862年升工部尚书,为同治帝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对宋代理学有精深研究,是咸丰、同治两朝理学的主要代表。1867年反对设立同文馆,后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1871年授文华殿大学士。遗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从广义的文化史意义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地使传统的士大夫感受到伴随着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冲击,所谓“夷人之变,为旷古所



倭仁 (1804—1871) 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道光进士。1832年授编修。1844年任大理寺卿。1855年内任侍讲学士,1862年升工部尚书,为同治帝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对宋代理学有精深研究,是咸丰、同治两朝理学的主要代表。1867年反对设立同文馆,后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1871年授文华殿大学士。遗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从广义的文化史意义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地使传统的士大夫感受到伴随着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冲击,所谓“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此又自古以来夷祸之变局”。从此“变局”中,倭仁也痛切地感受到“华夏之大防已溃”,而提出“将何以立国”的问题,表示他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的忧虑与关怀,在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中倭仁的举动就是这种忧虑与关怀的具体呈现。在同文馆之争中,倭仁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正途士人“奉夷为师”,下面拟按倭仁的逻辑思路简略地揭示这一命题的文化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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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倭仁 七言行草对联“聊挽”


首先,从学习内容上,倭仁认为,天文算学为“末艺”。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是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洋务派办外交时,感到翻译人才的缺乏,于是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洋务派制造枪炮轮船时,又发觉必须懂得制造的原理,于是提倡学习天文算学,因而有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举。张盛藻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之事”,“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儒家君子不必学,要学只能让钦天监的天文生与算学生去学,此议遭到皇上谕旨的训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在这种情况下,倭仁只得首先承认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表面上回避了由谁来学的问题。但是,他从自强事业的效果和国家大计的轻重缓急的高度,实际上认为天文算学可以不必学。[color=Blue]他说:“天文算学,为益甚微”,是“一艺之末”,即使学得再好,也只能培养一些“术数之士”,而“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显然,他对“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之论”,持否定的态度。



其次,从学习对象上,倭仁认为,要学也不必向“夷人”学,出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与偏见,又加上其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心态,倭仁认为中国自然有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没有必要向“夷人”学习。他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从民族情绪与排外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的“庚申之变”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如果我们再向“夷人”学习,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谓“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这是万万不可的。他还从对“夷性”的那点感性认识出发,认为“师夷制夷”是不可能的,弄不好还会中“夷”之诡计。“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



再次,从学习结果上,倭仁认为,正途“师夷”将会“变而从夷”,这是最可担心的。奕沂等人之所以主张招考正途人员,是因为他们认为“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误人歧途”。倭仁则认为,让正途士人“师事夷人”,正是自投罗网,中了“夷人”的奸计。“闻夷之传教,尚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他进而认为,如果正途士人“奉夷为师”,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尽力报国”,反而会“为夷人用”。“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在倭仁看来,正途人士即所谓的“读书之士”,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正要依靠他们来维系中国文化的存在,如果让他们向“夷人”学习,将会出现“变夏为夷”的危险。“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成归于夷不止!”这样的结果便是中国文化的沦亡。最后,倭仁在全面否定正途“师夷”的同时,正面倡扬了立国自强之道。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在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求强”的时候,倭仁搬出了儒家传统的“德治”理论。正如奕沂等人指出这是“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于橹”,是荒唐可笑的。



总之,在同文馆之争中,倭仁以“本末”论(或“道器”论)和“夷夏之辨”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了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酉方学习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可见,倭仁竭力反对正途士人向“夷人”学习天文算学,其实质正是倭仁对中国文化存亡问题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抗拒西学的态度,充分显露了他全盘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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