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史对谁评语最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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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毛泽东博览群书,喜欢在读书时眉批或横批,在点评中尤喜臧否历史人物。尽管他说自己“论人喜苛评”,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对古人的评语用狠词的并不多。比较狠的评语有:刘表“虚有其表”;郭象无行;王建庸人,不懂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李治朽物;等等。其笔下对古人最狠的评语是“蠢猪”,他把这个狠劲十足的词送给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 在其煌煌名著《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探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与主动或者被动的关系时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主动与

毛泽东博览群书,喜欢在读书时眉批或横批,在点评中尤喜臧否历史人物。尽管他说自己“论人喜苛评”,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对古人的评语用狠词的并不多。比较狠的评语有:刘表“虚有其表”;郭象无行;王建庸人,不懂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李治朽物;等等。其笔下对古人最狠的评语是“蠢猪”,他把这个狠劲十足的词送给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


在其煌煌名著《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探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与主动或者被动的关系时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换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观、客观因素的局限而产生薄弱环节,予敌以可乘之隙,导致失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不应恪守本本,从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宋襄公就是一个怀抱本本主义、死搬教条、一战而为天下笑的蠢猪式人物。


历史上把宋襄公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均称霸一时,而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并且还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杀得大败,且在此战中迂腐地实施所谓的“仁义”行为,徒留千古笑柄。审视历史,宋襄公实在不配位列“春秋五霸”。


宋襄公是个资质平平的人,宋国的实力也很弱小。宋襄公曾侥幸地为齐孝公复位起过大作用,异常顺利地帮助超级大国齐国安定了局势。之后,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想仿效齐桓公会盟诸侯做各国的霸主。


于是,他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取得楚国、齐国的支持。开始时,楚成王接信后轻蔑地直想笑,讥笑世上竟有宋襄公这等不自量力的人。大夫成得臣说:“宋君好名无实,我们正可利用这一时机进军中原,一争盟主之位。”楚成王觉得甚是,便将计就计,答应与会。


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盟主非已莫属。他事先末征求齐国、楚国的意见,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


虽然楚成王和齐孝公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痛快,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到了秋天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


楚成王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并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


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正是假的,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气急败坏地大喊:“楚国本是子爵,假王压真公。”


批判的武器显然不如武器的批判来得更简单。这时,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穿的全身铠甲,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刺刃胸兵士。他们往台上冲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幸亏宋国大臣早有防备,团结民众,坚守城池,使楚庄王灭宋地阴谋未能得逞。楚成王把宋襄公拖到楚国的车上,带他回楚国去了。后来,直到过了几个月,在齐国和鲁国的求情调解下,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楚成王才把宋襄公放归回国。


霸主未当成,反做了一段别人的阶下囚。从那时起,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也没什么办法出气。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是个机会,公元前638年夏,怒气未消的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接报后,没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


大敌当前,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待宋军在涨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


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 “仁义”二字,以“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到了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过河。公孙固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等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定能取胜。”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 “仁义”之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么仁义之师?”


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


宋襄公的话才说完,楚军已经布好阵,列队冲了过来。宋襄公冲在最前面,却冲进了敌阵,由于宋襄公是个讲仁义的人,对待下属十分好,所以他的属下都拼死保护他。那杆 “仁义”大旗,早已不知丢在何处去了。


宋襄公逃回商丘后,首都群众情绪高涨,举行示威、静坐等非暴力活动,以指责他不会打仗,丧师辱国。公子目夷进宫视疾,把干部群众的意思委婉的告诉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地说:“我这个君子在战场上,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把敌人逼进绝境。如今虽然惨败,但我们没有攻击过没做好战斗准备的敌军,这不正说明了我仁义的君子风度嘛。”公元前637年,受伤大半年的宋襄公死于伤口并发感染,结束了他可怜可笑的一生。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当时盛行的兵法----《司马法》。这部中国兵法的经典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上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这里《司马法》强调,追击逃散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追寻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能超过45公里,这是礼;不逼迫丧失作战能力的敌人并哀怜伤病人员,这是仁;等待敌人摆好作战阵势再发起进攻,这是信;争天下大义而不争一己小利,这是义;能够赦免降服的敌人,这是勇;能够预见战争胜负,这是智。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马法》中“仁”、“信”的内容。仁义道德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历来为兵法家重视,但实施这一思想境界必须以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弱小者在强敌面前空谈仁义道德只会落得失败下场。


宋襄公严守商周以来形成的“治兵以礼”的军事思想,沿袭了“君子不重伤”“不杀黄口,不获二毛”“重偏战而贱诈战”的作战方式,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风范,墨守于既定的战争中的道德法则。因为在那个时候,军事并不强调“诈”而讲求“礼”。


以宋襄公“仁义论”惨败收场的泓水之战标志着商周以来“礼义之兵”的寿终正寝。


在泓水之战后不久,《孙子兵法》问世,孙子13篇雄视军事几千年,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将领乃至商贾们的必读之书。从此,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原则,战争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殷红惨烈的外衣。


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进一步否定了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在其《孙子注》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礼不可治兵”。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精彩之处在于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谋略,从头到尾都的争斗掩盖不住一个“诈”字!


毛泽东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两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论》(经刘继兴考证,另一篇是《救国图存论》),老师批阅后写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他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对宋襄公极其尖锐的批评,揭示了战争的实质。(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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