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晁盖怎样反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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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反了

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也就是赵氏政权建立的160个年头,山东的农村基层干部晁盖造反了。

这晁盖是济州府郓城县东溪村的保正,小有家产,算得上是本乡的一个富户。按说本身就是国家干部身份,按阶级划分也属于封建社会的中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怎么会造反哪?那岂不是造自己的反,革自己的命,成了自己阶级阵营的叛徒?社会复杂,历史复杂,人心更不可琢磨,用理论看问题不如直接摆事实,透过现象看得热闹真实,或许更能看出些道理来。

先看

晁盖其人

那年晁盖已经是40来岁的年纪,还没有娶老婆,书中说“不娶家室”,有权有钱不会娶不上媳妇,人家就是不娶家室,有独身主义的倾向。平时最喜欢弄枪弄棒,每天做做俯卧撑,举举石锁,把身体练的棒棒的,身体好了去干啥?反正不是为了去打酱油或者躲猫猫。有一年,一河之隔的西溪村闹鬼,一个游方僧人挥斥方遒,指点了西溪村人民一招,用青石凿了个七级宝塔放在河边,宝塔可能沾了佛性镇住了小鬼,把小鬼都赶到河东的东溪村去了。这可恼了晁盖,趟过河去,一个人把宝塔给夺过来放在了河东岸,任谁也没拦住。西溪村接下来还闹不闹鬼咱不知道,反正从此晁盖就得了个绰号——托塔天王,独霸一方。虽然称霸并不欺男霸女,喜欢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好汉,有时也分不清好汉孬汉,什么私商、亡命、赌徒、流浪汉一律管吃管住,临走还送路费,这人缘结的是乱七八糟,但人的名、树的影,山东河北一带江湖上都知道有晁天王这么一号人物,算不上黑社会,但是半黑不白的。名是什么,名就是一个人的旗子,旗杆越高影子越长,在社会上这就是资本。晁盖的把兄弟宋江、先朝皇室贵族柴进也好这一手,名气好像比晁盖还大。武松打虎前名不见经传,柴进的庄客都嫌他,告他黑状,弄得他一直和柴进不尴不尬的,武松后来逢人爱自报家号“打虎武松”,显得很牛很自恋,那是吃过没名的亏。有了名,便有人慕名而来,果然,有人投奔晁盖而来,要送他一套富贵,只是这富贵没有随身带着,还要从别人手里夺取,由此,改变了晁盖后半生的命运。

梁世杰的怪圈

梁世杰官居北京大名府留守,人称梁中书,这个留守即是地方行政最高官,也是军区司令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他还有个重要身份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宋江在江州差点被正法,那个江州知府是蔡京的儿子,可见朝廷有人好做官。书中这类裙带关系的官员还有高唐州知府高廉,是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青州府知府慕容彦达是宋徽宗贵妃的哥哥,这些都是内举不避亲的典型范例,管辖的都是当时国家的重要城市和地区,不管是在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大名府是宋朝北方与契丹大辽边境的第一大城市。北宋时期,因为后晋皇帝石敬塘做了大辽的儿皇帝,把幽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搞华北五省自治与这点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原政权的北方边境线一下子内缩了一千里,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北部边防从此几乎无险可守,胡人铁骑纵横驰奔于繁华富庶的千里平原,昼夜即可饮马黄河,这成了中原历代皇帝的心病,也是中原百姓的灾难。在那时中国人的心理上,中原政权的疆域最起码是秦朝那么大,连老祖宗一开始的地盘都没有,你就不能说是统一。于是高祖、太宗、真宗三个皇帝半个多世纪想把这块命脉捞回来,可惜宋朝先天不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民族历史上都写下了一个大大的“败”字,太宗差点丢了小命,没有大树乘凉的真宗只好与辽国订下“澶渊之盟”,地是不能再割了,就每年给辽国进贡,花钱买和平,这病灶啊就越做越大了。这主要不是在钱多少上,影响整个国民的情绪啊!真宗的接班人仁宗在位42年,每年进贡,年年和平,时间久了,反正是拿不回来,皇帝们有想法也只能在心里闷着。所以,大名府就成了北宋在北方的最大城市,对抗辽国的北方边陲重镇,百十年下来,宋辽边境贸易往来频繁,一直是商贾云集、货物流通畅达之地。当时的河北三绝、后来的梁山老二卢俊义就是大名府有名的大财主,高级白领有四五十口人,你说这家业有多大?

那时,商人有钱没有政治地位,卢俊义总是感叹“不曾遇着买主”,若在现在可能已经挂职副乡长,最起码也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人人都想当官,因为在中国当官名利双收,利益多多,几千年来没什么变化。

读书当官,天经地义”,“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看一个人当上官后会怎样当官很容易,看他怎么当上这个官的,就知道个差不多。拿钱买来的,他当官要捞回来,例子太多不举了;靠关系提拔的,他必须维护人际关系,像贾雨村乱判葫芦案;靠色相当官的,像“第一美臀局长”,她必然常常花公家的钱给自己的屁股美美容;鲁迅说有人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说的便是梁世杰。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只是快性的梁山好汉;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只是咱小老百姓,官员来得更直接、更实惠。

这年端阳节,梁中书举行家宴,蔡夫人说话了:老公啊,你现在当上一方的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利禄从何而来?老梁回答:咱是读书人,事理还是明白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还是知道的。没有老丈人提携,我就是再好好读书也混不到现在这个地位啊。蔡夫人就问了,你既然知道我老爸的恩德,怎么忘了他的生辰了呢?老梁赶紧解释,记得记得绝对记得,老丈人是六月十五的生日,我让人拿十万贯钱收买金珠宝贝,送到京城祝寿,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立马就得了。

都说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蔡夫人这叫一个小皮袄啊。这女婿也好,有权有钱,疼起老丈人来,也显得格外亲分。十万贯的寿礼,叫谁谁不眼晕,咱小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有个戏剧叫《十五贯》,十五贯钱就值得害一条性命,人们一提到“腰缠万贯”,就哈喇子满地流,羡慕得要死,十万贯那不得死上百次。如果按现代人推崇的百万富翁来计量,十万贯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元英镑,太有诱惑力了!

钱不是问题。在梁世杰的脑袋里,这钱财能不能送到京城才是问题的关键。梁中书说去年也备了十万贯的寿礼给老丈人送去,半路就被贼人劫了,到现在还没破案,今年怎么办?to be or not to be,真是个大问题。

以前那些年老梁送没送寿礼,送到没送到,咱们不知道,去年十万贯打了水漂是千真万确,但是这阻挡不了梁中书表达孝心的坚决:送,有钱不送王八蛋,我不知道是不是送一次劫一次,但是我知道劫一次我还会再送一次。

是怪圈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圈?

梁世杰注定走不出这个怪圈,世上那些贪污犯和贪污未犯们也注定没人能走出这个怪圈。

一个梦引发的大案

“曾经有一份宝贵的财富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坚定地说出三个字“抢了它”,如果非要给这份决心加上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次!”

八百年前的晁盖没有这样优柔寡断,他的思维里没有不干,更没有干不干的疑虑。“干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晁盖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他赶上了蜗憋宋的好时代。那时候赵宋政权武功不行,第一代领导核心烛光斧影中不幸身亡,他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国策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又因为坚持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原则,北有强辽,西有悍夏,西南还有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大理,疆土没有中华第一个帝国秦朝大。但是经济上繁荣昌盛,占了当时全世界GDP的1/2强,连蕞尔小邦西夏的小姐都知道:宋国人傻,钱多,速来。北宋近一百年给卧榻之侧的辽、夏进贡,花钱买平安。到了第八个核心道君皇帝赵佶的时候,宋国市场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的大宋(宋国还真不配大字)混得——就一个字:有钱。皇帝佬干什么都是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

这年5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晁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北斗七星落在自家的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晁盖就想:星落本家,安得不利?

为什么晁盖有这种想法?咱们中国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认为北极星在正北方向,位于天空的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帝王们都喜欢面南背北的由来。天帝管着人间的皇帝,罩着谁家谁就有当皇帝的命。世上最大的官就是皇帝了,让谁谁不心动?看来晁盖早就存了造反的心了。后来李逵跳着脚地喊:“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其实这正对他的心思,只是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班子刚组建,思想没统一,他个人的核心地位还没得到巩固和稳定。这一点读书人都看出来了,所以晁盖死后宋江搞招安、搞修正,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晁盖是否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梦,我们不清楚。

造反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机遇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说来就来。晁盖在社会上打拼几十年,挣下的名声不是白给的。

赤发鬼刘唐来了,入云龙公孙胜来了,他们都是被那十万贯钱财感召而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梁世杰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刘唐坚定地认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公孙胜极力鼓动,当取不取,过后莫悔。他们全无道德法律的思量,好像要去做一件理所应该的事。其实晁盖一知道刘唐的来意,就对这种行为予以肯定:壮哉!并做了深度的思考,从他对吴用讲的那个''星落本家"的梦来看,就像是刻意编造的。它就如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张角的“岁在甲子”,以上应天命做号召,鼓舞人心,坚定了信念,团结了同志,还祭起了“替天行道”的正义大旗。常言道,被自己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就这样,晁盖及时提出了上应天命的理论主张,这个暗含所谓“天命”的梦,引出了北宋末年一个“天字一号”的大案。我们看到正因为这些人有了“上应天命,下顺民心”的思想基础,在自己的内心中首先说服了自己,才在劫取生辰纲这件事上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都毫无心理障碍,一拍即合,思考的只是如何操作以获得成功。吴用的积极参与、出谋划策使这一“天字一号”大案,得以顺利完成。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做任何大事,没有秀才肯定成不了。去年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不管这是站在官方立场上的怒骂,还是网民的调侃,都说明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在劫取生辰纲的过程中,吴用无疑就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文化中什么是流氓?我们现在常说耍流氓、搞流氓活动,前几年法律中有流氓罪,流氓就是指在形象上流里流气,在行为上采取不正当手段或方式伤害他人、扰乱社会的人,而共和国以来更多的指向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流氓的最初来源应该和几十年来流行的一个名词——“盲流”是一个意思。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一篇《氓》,氓就是民,指的是平民百姓,流氓无非就是流民的意思,指那些不在井田里老实务农,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满天下到处游荡,扰乱了社会秩序,给社会和谐带来不安定因素。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知道,不管哪个朝代,流民从没有断根过,特别是饥荒动乱年代流民遍地,逐渐地流氓成了一个贬义词。由此可见,当代的盲流一词,稍待时日很有可能成为正儿八经的贬义词,有写进律法的可能。有文化、有本事,能为诸侯军阀官绅豪强出谋划策,那就是游士,专为他人出头,抱打不平,就是游侠了。

晁盖等人算不算流氓?中国人称他们为“好汉”已经几百年了,我们发现中国文化中对好汉的定义很有意思,好汉不一定是正义的化身,也不一定济世救贫,汉子是人们对成年男人的一般称呼,好汉无非就是好爷们、真汉子,强调的是强势的个体,也有成帮成群的像绿林好汉。好汉不是义士,更不是英雄。水浒中一开始占山为王的被称为强人,而不是好汉,第一个被称作好汉的是史进。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中,“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抱打不平,率性而为,可以说是对好汉们的正面诠释,而我们最耳闻能详的却是小老百姓的“好汉爷饶命!”周通霸占民女算得上流氓,但是他是后来的梁山好汉,晁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当然不具有流氓的基本特征,但是在“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一网络语境中,一切人都可以套用上这顶帽子,包括你我,晁盖吴用等也就无免其外了。

晁盖初听刘唐打劫生辰纲,赞了一句“壮哉”却并没有深谈,你一路劳顿,先去休息吧,“待我从长商议,来日说话”。何谓从长计议?晁盖是想干大事的人,深知谋定而后动,除了结交江湖好汉,身边还有一个智囊,这就是绰号唤作智多星的吴用。

吴用和晁盖自幼结交,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和林冲差不多,诸葛亮没出道前自比管仲乐毅,这时候的吴用把自己比作诸葛亮,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加亮先生,只是没见他道氅羽扇,还是一身秀才打扮。没有娶妻生子,没父母没家产,科举不中,以教书为生,四处流荡,在社会上结交了认识了不少人。完全符合社会不和谐因素、危险人物的定义。他长期蛰居晁盖庄园的南郊紧邻村庄教些村学,伺机而动。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秀才吴用早早地起床,扫了教室扫院落,然后手持两条铜链在院内活动活动筋骨,专等学生来上课。宋时国家崇文,民间尚武,武术相当普及,渔民三阮兄弟就都是武术高手,吴用当然也会点,只是一直作为文化人阴谋诡计太强,他的武功被人们在意识中屏蔽了。透过篱笆门,远远地看到县衙的都头雷横引了二十个警察正打门前经过,刚想开门上前打个招呼,却见一个黑脸汉子赶过来,喝道:“你晓事的,留下那十两银子还了我,我便饶了你!”吴用一惊:敢劫警察的道?见过胆大的,没见过这么胆大的。比杨佳还牛气?听二人对骂中隐约提到晁盖,吴用更是吃惊:与俺那晁兄有何关联?且待观察观察。转念之间,那人已经与雷队撕拼起来,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眼见那二十个警察要一拥而上,吴用赶紧拉开篱笆门,“两个好汉且不要斗”,用铜链把二人隔开。

听说黑脸汉子是晁盖的外甥,吴用何等人物立马瞧出了蹊跷,这时晁盖赶来,一场警民斗殴才算没有闹出两败俱伤。雷横走后,晁盖说,正要来请先生到敝庄商议件事。吴用当然心领神会,无需多问,给学生放假一天,一同到了晁盖庄上。晁盖就对吴用讲了刘唐的来意,并且连自己的那个梦也和盘托出。吴用一点不含糊,毫无犹犹豫豫、举棋不定、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走势,作案动机之类的过渡一点没有,好像早就等这一天了,他的才智、谋划直奔作案的可行性和成功机率:这件事人多了不行,人少了没法团弄,“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这就像抓捕“四人帮”,既要人员强干,还要好保密。)这道理很简单,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十二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时,晁盖那个梦的心机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晁盖道:“莫非要应梦中星数?”吴用熟悉晁盖的根底,晁盖当然对吴用的能耐心知肚明,马上让他找人来入股。

中国人天生有江湖情节,水浒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圣人语录里的名言,民间草根的语录里类似的话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于是江湖便是朋友的天下,朋友遍天下,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自己便成了江湖一分子。吴用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定分子,而且是一代有文化的老江湖,他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三阮,沉着稳妥、一步紧似一步,不由这三兄弟不入其榖。其间所显现的老到,让我们每个读书人都要起身敬礼。还有“智取生辰纲”那一截,整个过程如高天流云、高山流水,那么自然且严丝合缝,两拨人就像排练好了一般配合的真诚、默契。联系后来吴用的许多阴谋诡计,足见这个人又阴又狠,他的这些小花招小计策大都用于打砸抢类的破坏性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杀伤性很大,效果显著。这种文化人一旦成为社会上的流氓,对社会的危害小觑不得,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极力避免的事情,所以利用科举制尽量把人才拉进体制内来,进不了体制也让你为之奋斗一生,没有精力心存旁骛去危害皇家天下。实际上,吴用属于事务型的人才,没有思想、没有主义,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与其相比,宋江自始至终有着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坚持。被一整套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思想理论与武装结合在一起,对社会而言都是天翻地覆的,那是毁灭与重建层面的问题。宋江加盟梁山后,对宋朝社会的破坏(特别是对体制内官员和军官心理的摧残),招安后对辽军及田虎、王庆、方腊等旧日同行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对梁山本身造成的悲剧结局,都是其思想必然导致的结果。几千年人类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不怕流氓打砸抢,就怕流氓有思想。

三阮的思量

济州府石碣村有阮姓三兄弟,老大叫阮小二,绰号立地太岁,两个兄弟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罗阮小七,从绰号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哥儿仨都不是好惹的主,至于为什么按二五七排序,书中没有交待,如果不是有的夭折了,大概是按堂叔伯兄弟年龄大小排的吧。阮小二大约三十来岁,已经娶妻生子,小五、小七已经二十五岁左右,还都打着光棍。曾经来这里文化扶贫,住了几年的吴用对这三兄弟的评价是,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虽是不通文墨,但是与人结交,真有义气,都是个好男儿。石碣村就在梁山泊边上,这三兄弟以打鱼为生,属于典型的渔民阶层,日子过的紧巴,偶尔打点政策的擦边球,做私商勾当,也就是前些年说的投机倒把用来添补家用,倒也能维持生计,按时下的说法他们在相对和谐的社会里过着相对美好的农家乐生活。

但是这种和谐被打破了。

八百里梁山泊被一伙强人占了,聚集着七八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不让渔民进去打鱼。阮氏三雄饶是豪壮英武,如今也绝不敢再向梁山行了。这水泊是周边渔民的衣食来源,现在突然被人端了饭碗,集体下岗了,只好在自家附近的浅水塘子里捞点小鱼小虾,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阮小五阮小七等人只好天天赌博打发日子。这人啊都是宁愿无了有,那肯有了无,难免心里烦闷不平。官府呢又靠不住,不作为还好,一有举动就害百姓,别看平时乡村里有点什么事,这官那吏的下来一大帮,“先把如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事儿办什么样还难说,现在他们还没见着强盗的模样就下的屁滚尿流,不敢下乡来了。一年多来,官府奈何不得这些强盗,渔民们打不了大鱼了,也省了若干上派的硬性任务,官吏们可以不吃大鱼,照样当官拿朝廷俸禄,给老婆买新衣,供孩子上学考科举,小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日子怎么混?时间长了,百姓由怨恨强人转而怨恨官府,进而羡慕起强盗们痛并快乐的生活了。

水浒一书中,这些好汉们大多没有什么政治理想,而有着最现实的利害算计,人生一世,吃喝二字,只要快活地活着、活的快活就行,而这又恰是任何社会体制不可能给予所有人的。那些强人们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官府),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这样的快活生活;想劫道就劫道,想杀人就杀人,想不杀人就不杀人,还常拿官吏这种强势群体开开涮这样的快意人生,让谁谁不羡慕?三阮兄弟又不比他们缺胳膊少腿,况且都有一身本事,产生学他们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阮小五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这应该也是很多平民的思量。孔老二说:好勇疾贫,乱也。喜爱勇敢好逞强而又恨自己太穷困,就会犯上作乱,三阮恰恰印证了圣人丘所说不虚。我们相信,如果官府充分调动三阮这类人的力量,剿灭这些强盗,他们一定会积极响应,何来梁山一步一步坐大?而官府却不明白,“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只知道欺压老实的百姓,这难免不会造成破窗现象,有更多的人向政府大厦的玻璃窗上扔石头。

吴用来游说三阮,一会“中我计了”,一会“正好用计了”,一会“我慢慢诱他”,那是文人自视甚高的自作多情,其实那只是正投三阮所好罢了。而能够看出阮氏兄弟超乎寻常、惜客好义的是吴用“坏心术”诱问的三个问题。吴用问: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吗?阮小五说,就算捉住他们,上哪儿请赏去?官府咱信不住。再说公鸡下蛋如果传出去,还没法在禽界混那,不让江湖好汉笑话咱,咱还在江湖上混吗?吴用又问:你们既然失业了,又没饭吃,到他们那里入伙,却不是好?阮小二说,这事俺兄弟仨商量好几遍了,要去入伙,听说他们那个一把手王伦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我们也就懒得去了。阮小七笑道,王伦如果像老兄你这么慷慨,这么喜欢我们,或者你是那个一把手就好了。阮小五说道,那王伦如果有教授这般情分,我们早就去了,还等到今天吗?我们替他去死也甘心呀。这种生活状态下,这时候的情景,三阮兄弟只有三种生活取向:一是安于贫困现状,过一天是一天,等着社会救济,等着云开雾散的那一天,日头突然照到自己的头顶上,或许能过上好日子,可惜他们没有“君子固穷”的修养和素质;二是上山当强盗,山东人称老缺,东北人叫胡子,他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胆,但是没有机会;三是有个老大级的人物,带挈他们一把,做强盗做公司做投机倒把都无所谓了,只要这身本事有用武之地就行。阮小五说“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这是何等慷慨,何等急切啊!天下怎么都是些怀才不遇的人,这是为什么哪?

吴用的第三个问题最是狡猾。

如今山东河北有很多英雄豪杰这样的好汉。

好汉不少,我们没遇见。

郓城县东溪村的晁保正,你们认识吗?

知道有这么个人,缘分浅,没见过。

这么仗义疏财的一条好汉,怎么不和他见见?

我们兄弟又没事,哪有空找他玩儿啊。

听说他将要发一笔大财,特地来跟你们商量,咱半路上劫了他?

那可不行。既然是个好人,咱哪能去坏人家的财路,干这种不仗义的事,让江湖好汉知道了还不笑话死。

由此我们看到,三阮虽然贫困潦倒,生活艰难,却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坚守着自己的道,并没有穷凶极恶,饥不择食。在以吏为师的年代,官吏腐败了,社会腐败了,没有了章法条例,他们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高喊:上帝死了。他们马上转移到江湖道德的准则上来,仍然保持了人生进取的态势。

而这正是吴用想要的,他马上向三阮开诚布公说明来意:是晁保正特地让我来请你们的。有人重用,那是求之不得,阮小二马上赌誓表态:只要看得起我们,有心拉我们一把,甭管是贩私盐还是劫皇粮,如果不以性命相助,就不得好死。

小五、小七拍着血腔子喊叫:“这腔热血正要卖给识货的!”比孔子“我待贾者也”平添了几多血性!

吴用和三阮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劫取生辰纲于他们在情在理,如果不去劫取,反而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自己。

这里作者加了小五小七一句对话颇能画龙添睛。

阮小五叫道:“七哥,我和你说甚么来?”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我们几时去?”

二人说什么来?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兄弟一定是长期心情郁闷、精神压抑、情绪浮躁、思想空虚、灵魂倍受煎熬,对酒当歌,欲哭无泪,不免恨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相互说些激励的话:忍耐,忍耐,再忍耐!是金子肯定会发光滴,英雄肯定会有用武之地滴,我们肯定会有出头之日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一片自由的蓝天,任我们展翅高飞、自由翱翔。

“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是蝶蛹破茧的喜悦,是海燕击打乌云的高歌,有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激情,更有着“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壮。他们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太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绕是杨志奸似鬼,喝了吴用洗脚水。

杨志丢了生辰纲,无法向上司交差,本要畏罪自杀,他想起了爹娘生养他不容易,自己长到这么一条汉子艰难地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更不容易,太多太多的话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理由需要留下,哪能就这么容易地完蛋了呢?咳,以后再说吧。就像丢了花石纲一样,等到风平浪静再出来谋个官职,先找个地方暂时立命安身吧。而他能上哪里去呢?北宋末年的宋徽宗瞎折腾,官员们也跟着瞎折腾,就折腾出了花石纲、生辰纲这两个名目,一个逼反了方腊,一个诱反了晁盖,而杨志不幸的是在这两个纲上都翻了船,是他命该倒霉啊,还是他必然倒霉?杨志肯定想不明白。连李逵那种莽汉都知道“条例若还依的,天下不乱了”,杨志却还对“条例”心存幻想。水浒中许多人常说道一句话: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正是杨志现在的真实写照。而这时他已经没有了实现封妻荫子这一理想的机会,因为天下已经乱了。

生辰纲丢了,杨志走了,梁中书的老都管、虞侯和众军汉从中午睡到二更才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一致通过了把屎盆子扣到杨志头上的决议,天一亮,便兴高采烈地去济州府报案了。然后又赶回北京把编造的过程汇报给了梁中书。这一下杨志不但仕途的路算是走绝了,忘恩负义,在道德上也永远说不清了,能给他证明的大概只有晁盖一班人了。梁世杰书记马上让秘书写一份文书派人连夜下到济州府,又写一封家书派人连夜上报首都的老丈人。这种办事作风可谓雷厉风行,足见梁书记的执政能力、工作效率都是可圈可点的。

蔡太师得到消息又惊又气,这些贼人忒胆大了,去年把女婿送我的寿礼打劫了,至今没破案,今年又来这一手,还没完了?你没有完我也没完,不抓住你们咱就不算完。钱多少对梁太师来讲无所谓,太师级的官员——不差钱,主要是好说不好听,脸面上挂不住。何况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权力,干嘛不用?事关自身利益,别说这种乡下瘪三了,就算是京城的大记者,一个县委书记就敢派警察进京抓人,何况这是京官呢,那还不满世界抓人啊。梁太师立即下发红头文件,派一名心腹府干(大概就是太师府的干部)带着文件星夜赶往济州:告诉那些地方官员,太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济州府尹正郁闷着哪。

自从接到报案,就马上派出警力四处巡查,捕捉线索,成立了专案组,公安局长亲自抓,分管市长靠上抓,限期破案。政府班子成员也不闲着,每天开会讨论研究、研究讨论,但是案情毫无进展。听说太师府派人来,府尹就是一惊:这事惹大了。慌忙接见,把前期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如何重视,如何派出最强的警力,如何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结论是:没有头绪。赶紧郑重承诺一有消息亲自到太师府汇报。府干一看这么打发他,就笑了:不瞒你说,临来时太师亲自吩咐,我来就住在衙门里,什么星级宾馆饭店泡澡洗脚一概不去,专盯案子,等你把那七个贩枣的一个卖酒的,还有在逃军官杨志抓获。限期十天,解赴京城,这是硬性任务。如果十天办不好这件公事,恐怕要请你老先生到沙门岛走一遭。我呢,也不好办,没法回太师府交差,连这条性命是谁的还不知道哩。你要不信,请看红头文件。

府尹听罢看罢是一惊又一惊,将没吓出苦胆来。沙门岛是什么地方?沙门岛在现在的烟台市,是当时流放重犯的地方,就像清朝的宁古塔,那里空旷荒凉、生存坏境恶劣不下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配到那里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我们知道,官员犯事一般都是据罪情大小层层剥皮,这一下子弄到性命交关,府尹大人急眼了,立即召唤办案主管。

书中说,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常言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做官也挺难的。但是官都难了,吏就得更难。府尹一召唤,何涛那倒霉孩子就屁颠屁颠地来了。何涛是济州府三都缉捕使臣,人称何观察,手下有二三百号人马,是个不大不小的官。自从领了这个案子,何涛就没睡过囫囵觉、吃过安稳饭,以前天天围着骰子转、围着酒桌转、围着裙子转,现在整天只能围着案子转,派出的警力都是精明强干眼明手快的警油子,在黄泥冈一线及周围往来缉捕,就差掘地三尺跟死人审讯了。可是连打带罚处理好几个小头目了,仍是毫无踪迹,这帮贼人就像玩起了人间蒸发,比拉登还贼。表扬奖励是指望不上了,和往常一样倒倒苦水,下个决心,做个保证吧。想不到府尹大人是个急茬,根本不听那一套辩解说辞,上来就是直模瞪眼一通骂。

胡说!上不紧,下则慢!不敲打着你们,你们这些人哪会干好活,只知道偷奸耍滑,糊弄上司。我十年寒窗考中进士,熬到一郡诸侯的位子上我容易吗?今天太师府派人来了,限十天破案,把所有人犯押解上京,违了期限,我不仅被双规、被罢官,必定陷害的我到沙门岛走一遭!几十年的辛苦一夜全泡汤。我不好受,你也别想好受得了,破不了案,我先把你发配到那边远荒蛮雁飞不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

府尹一是急了眼,二是知道平时这些具体办事的,应付上司有的是招儿,不来狠的凡事不上心、出工不出力,干脆不给他留一点搪塞、侥幸的念想。马上唤过文笔匠来,随即在何涛的脸上刺上“迭陪······州”的字样,具体什么州的名字先空着,到十天头上就是加一个字、俩个字的事了,这等于已把绞索套在何涛的脖子上,身家性命悬于一线。这时候何涛什么感受?是后悔干了这么一份公差,还是立志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是骂府尹、骂太师忒毒害,还是恨那伙贼人太胆大太狡猾?还是怨自己命苦、点儿背呢?

理解万岁吧!

何涛一手擦着冷汗,一手捂着半边脸,踉踉跄跄回到工作单位,立即招集部下到重案机密室召开中层会议,希望大家都积极踊跃地献计献策。这些平时见着上司吹嘘拍马、见着下属和百姓幺三喝六、耍贫嘴说黄笑话一个比一个能耐的家伙们都瞧着何涛脸上的金印,大眼瞪小眼,成了庙里的泥塑,谁也不说话。何涛明白自己不能像府尹一样发威,这些人不在官,不在吏,逼急了可以撂挑子辞职,他还得靠这些人干活,也就是说自己的小命有一半其实是在他们手里,这种时候少不得忍气吞声、低声下气、拱手作揖。

弟兄们,大家平常可都是在这里拿工资的,一个锅里摸马勺这么多年,现在有事了,都说句话啊,你们也可怜可怜我行吧,我都这样了。

领导啊,人非草木,我们哪能不知道个轻重缓急呢!只是这事太难了。谁知道他弄了这么多金银珠宝,招惹了哪路神仙了,现在世道又不太平,到处是山林强盗,还不知道是哪一伙劫了去,在哪个山旮旯里自在快活哩。就算知道是谁,咱也干瞪眼没法儿呀!拉登不是还没逮着吗?

烦恼复烦恼,何涛真烦恼。不闻好建议,惟有独叹息。

当初何涛只有五分烦恼,觉得自己这些部下都是精明能干,诡计多端之辈,不乏鸡鸣狗盗的小聪明,而且路子野,社会掌控力强,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么多诸葛亮干嘛事嘛不成啊,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看这形势,算白扯了,又添了五分烦恼,心里拔凉拔凉的,连句话也说不出来,离开会议室回到家里,独自一个,闷闷不乐。老婆见了就问,老公,怎么弄了这么个德行啊?何涛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这不,太师府尹都生气了,我就离死差不远了!老婆听了直吓得哀叹:这可怎么好吆!这可怎么得了吆!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你不知道哪块云彩就下雨。何涛是幸运的,这么多警察拿着没办法的事,竟然在他不待见的赌徒弟弟何清的手掌心里。详细过程咱就不叙说了,其中倒是反映出这么几件事:一,赌徒、闲汉不可等闲看,他们社会背景复杂,交游面广,有很多社会资源利用,能量不可小觑。就算今天,执法机关好多特情也有称作线人的,就是大多来自这个阶层。二,宋时客店入住登记制度,是个好东西,但是那时没有身份证,可以胡乱编造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存在着漏洞。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更加趋于完善,对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三,前面说过晁盖结交的人员比较杂乱,有成事的就有败事的,这符合唯物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一定住客店,在黄泥冈附近树林里迷一宿,不就暴露不了了吗?这是想当然的想法,从刘唐在灵官庙被雷横拿住可以知道,当时政府有夜间巡查的条例,一旦被发现很危险。同时没有化装确实是吴用的大意和失误,而这却又是致命的。由此可见,他们做的远不如前一年劫取生辰纲的那伙人做的周密,所谓智取有点顾头不顾腚了。

何涛马上向府尹汇报后,秘密逮捕了劫匪之一白日鼠白胜,证实了晁盖,又立即带人连夜赶往郓城县拿人。倒霉孩子何涛不幸地碰上到了值班押司宋江,而宋江也是江湖中人且是晁盖的心腹兄弟,老宋当即巧打时间差稳住何涛,快马加鞭直奔东溪村报信,书中用了一个词——“撺将去”,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过程、那个形象,一定很好看。

接下来,晁盖等人马上决定分期分批先撤往石碣村,然后上梁山泊入伙,等到警察们扑来,晁盖已经全部安排妥当,只等警察一到就撤退了。而郓城县两个马步都头也是晁盖的好友,他们心照不宣地学习宋押司,主动让开一条路,就像礼送出境一样放走了晁盖等人。

一个正犯也没抓到,济州府尹知道无法交差,通过审讯晁盖的庄客和白胜知道了三阮的村庄住址,立即派遣何涛到石碣村缉捕三阮。那帮警察都知道那个地方地形复杂,而且梁山泊里有一伙强人不好惹,要求府尹派了五百官兵人马协同作战,一起扑向石碣村。这五百多官兵和警察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都惨死在了芦苇荡里。只有何涛同志回到了济州,但是两只耳朵永远留在了梁山泊边的烂泥塘。

随后,府尹又派出正规部队杀奔梁山泊。济州团练使黄安带领一千多人在梁山泊水面上乘风破浪的时候,梁山泊已经经历了一次火并的洗礼,晁盖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不知道他开动员会还讲不讲那个梦,反正正需要立威扬万,这些官兵免不了成全了晁盖,黄安不幸被抓上梁山,生死不明。从此,晁盖真正地踏上了造反的崎岖大道,未来是否光明,他自己也顾不得考虑了。

济州府尹得到败军的汇报,呆傻了好长时间,知道自己的官运到头了,几十年的辛苦东流了,只能叹息命运乖舛,造化弄人,剩下的日子只有算计做官、责任、处罚、性命这些名词的真正涵义了。一天接到来报,新官到了,看罢任免书,交割毕官印账目,打包进京,领罪去了。

新府尹到任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往上提条件,向下提要求,强调力剿梁山强盗,却再也没见过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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