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死:凶手不是其贴身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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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


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我们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信,汪校长这时候在信中交待了我的身份,他告诉郭老师:只要把张苏云带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师外,还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一家4口,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也在其中。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趴着窗12天的父女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给他送回了保育院。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户往外看。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我到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 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解放后,林彪对张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错。不过自从林彪与叶群结婚之后,我们与他们家的来往少了许多。婆婆说,叶群安排了叶家的许多人到他们家,对林家人态度比较冷淡。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林彪出来见我们的时候,话并不多,脸色也很不好。我那时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时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风。我们也只是简单寒暄了一会儿,见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被关了起来,公安局也进驻了我们家。我被关了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气,到处找人申诉。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偶然跟我们说:听说江青和毛主席闹翻了,写给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们赶紧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关了4年的林汉雄被放了出来。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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