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揭秘:真实间谍生活其实是这样的

已经变异的蝉 收藏 0 768
导读: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近日曾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情报专家余放接受采访揭秘真实间谍生活,他表示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是个智力密集行业,但不能打破道德底线。   情报专家揭秘真实情报生活   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   ——余放点评谍战影视剧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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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近日曾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情报专家余放接受采访揭秘真实间谍生活,他表示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是个智力密集行业,但不能打破道德底线。


情报专家揭秘真实情报生活


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


——余放点评谍战影视剧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长期较力中,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情报和反间谍战线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没有硝烟的战斗。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终其一生,依然不为人知。Mitbbs.com


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也负责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审查。近日,北京西郊一个树木葱郁的大院,余放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


记者: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热播,你作为国家安全部门曾经的负责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余放:《潜伏》的主题还是好的,这部电视剧要展现的是英雄人物在隐秘战线上的工作。但是有些情节不合情理,不符合国家安全工作的专业常识。比如最后一个情节,党组织已经知道了余则成妻儿的消息,并将他们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告诉余则成,又给台湾的余则成安排了一个女情报工作者配合工作,最后结为夫妻。这种情节在我们的系统里是绝对不允许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伦理道德底线不允许被打破。像这种情节就比较荒诞,虽然(它)比较好看。现实中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组织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你的爱人找到了,受到组织的照顾和保护。但是你要接受组织的安排,继续潜伏。如果他不同意,组织不会强迫,会考虑到他个人意愿调他回来。Mitbbs.com


记者:作为情报系统的权威专家,从你的角度,谍战片应该有哪些需要把握的原则?


余放: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再就是要符合间谍和反间谍系统工作的行业规律和职业规范。据我了解,多数的谍战剧主题还是不错的,旨在宣传隐秘战线的英雄人物对国家的贡献。问题在于情节,主创人员不了解隐秘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规律,出了不少笑话。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保证主题的前提下,怎样避免在情报和侦察的细节上出现笑话和常识性的错误。


记者:电视剧里的余则成,他弃军统转向延安有爱情的因素,也有对军统的失望。有一种说法,似乎去意识形态化是谍战片重获市场的要因?


余放:对余则成这个形象的描写的确是个性化的,不是脸谱化。这在实际生活中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多投身到我们的事业里的人还是出于信念和信仰。有的人开始是为了爱情离开了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工作中也是有的,但和我们接触之后,他的人观价值观改变了。间谍和反间谍,是不同国家、民族、政治团体交锋、对抗最激烈的领域。说到底,这一领域还是信念、理想、价值观的交锋。


记者:事业的成就和家庭的美满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我们的情报人员如果工作和生活上有冲突,一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余放:遇到这种情况,组织上会尽量协调、妥善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我们会有特殊措施调整安排。毕竟这个工作是不能强迫的,否则会很危险。比如他的家庭特别困难,他实在去不了外面工作,我们会给予照顾。总的说来,我们国家情报部门的传统还是人性化的。


举个例子,像余则成那样被派到台湾的情报人员还是有的。也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些情报人员暴露,被国民党杀害了。后来,两岸开始沟通后,好多他们的子女就回来了,找到了主管部门。他们子女的要求,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我们的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记者:一般来看,情报人员这个职业相对缺乏安全感,实际情况如何?


余放:安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情报人员有很多安全保护措施。从我的观察、经历来看,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情报人员,由于保护工作做得不好,而出现危险。被境外间谍机关抓住,或者被绑架,这些还没有发生。


从我们党开展情报工作到现在,我们都是有很周密的保安措施,虽然情报工作给人的印象很危险,但到现在还基本没有遇到过意外。对情报人员家庭的照顾也是我们的既定政策,组织对家属的照顾,有特别的安排。我们派出人员的家属有专门的保护和照顾。


这在我们系统是有着很好的传统。我国情报系统的元老李克农老部长,在他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伤病之躯查访烈士遗属,要求妥善安排在情报系统作出贡献的同志的生活。他还给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记者:挑选情报人员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是你最为看重的素质?


余放:我们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政治素质,就是指他的信念,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现在来讲就是对祖国的忠诚,这方面最重要,思想品德要好。一个人对事业、对国家的态度在平时工作中可以观察到,有的人很明显吊儿郎当,没有事业心,这种人员不大适合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对祖国忠诚。还有遵守纪律,这个也属于政治素质。


记者:请说说你的幸福观。


余放: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不一样,幸福观就不同。我们的情报侦察人员不论遇到多大曲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始终坚信自己是幸福的。


记者:现实中也有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家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她的晚年很悲惨。她的遭遇是个特例吗?


余放:关露的确是我们很杰出的同志。她是个诗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就是她所写的。后来她参加到了我们的工作,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获取了很多情报。她是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时不正常的扭曲的情况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同志,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的上级去世了、牺牲了,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就被认为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特殊,找不到证明人,因而被误解。但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认真查对,核实之后,要给予纠偏、平反。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被地方当做敌特分子处理的,我们发现了,会从各方面核实事实,然后给他平反。


这是个智力密集行业


新闻周刊:在这些反映间谍战的影视剧中,你最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余放:经过我们审查的谍战片,好的还是不少的。我最喜欢讲述我党杰出情报英雄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阎宝航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人员、装备情报等三大重要战略情报。这个片子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符合历史真实。阎宝航接触的上层人物,包括于右任、陈诚、何应钦,特别是宋美龄,这都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符合真实历史。


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戏剧性强。这也是我帮他们出的主意,我跟编剧商量,就是要“写活”阎宝航搞情报的过程,比如阎宝航怎样受怀疑,比如军统千方百计地阻挠阎宝航的活动。编剧最后把这个写活了,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大量生动情节,这就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记者:此前热播电视剧,被观者解读出很多“办公室哲学”,比如挑拨、陷害等。谍战片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价值?


余放:对“办公室哲学”不宜过分渲染,一些谍战片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对一些情节、细节的扭曲、夸张。观众看完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尽管历经苦难、曲折和误解,他们都矢志不渝,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再就是充分体现了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个智力密集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勇。最后,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提到的根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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