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历史: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飒羽临风 收藏 0 63
导读: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密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

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密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而该电影正是根据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而成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做斗争的故事。2000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也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进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之后,手抄本成为出版社喜欢的香饽饽。


今年46岁的张英回忆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当时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闭塞或是没有复印机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过程能注进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时候,我们能通过笔端注入对周总理的一片思念之情,这种感情现在是很难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载体。”


而他第二次接触《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他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印刷品出来了。“在文学还是荒漠的年代,能读到苏冠兰和丁洁琼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对情窦初开的我们的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一样,魔法无边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这部25万字的曾经的‘手抄本’。”


由张扬创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1979年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累计发行量近430万册,它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中,有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温家宝,有后来成为医学界权威人士的吴阶平教授,还有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2006年4月6日,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便委托他人问候张扬,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景,说“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实属幸事”。


在所有当年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经历最曲折,曾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该书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这个著作原名《归来》,北京的读者在传抄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当时不满19岁的张扬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当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化大革命’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他“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张扬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于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两人一起到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昭雪,张扬是从《湖南日报》看到消息的,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


在中共领导人xxx的直接关注下,张扬被平反。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出题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编者按”:……据了解,把这部好书打成“反动小说”,是反动文痞姚文元制造的一大奇冤……姚文元妄图借这部书,攻击周恩来,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写《第二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对于“四人帮”造成的这场文字狱,必须全部推翻。


《第二次握手》在军队、工厂、农村广泛流传,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第二次握手》的人,问《第二次握手》是不是真的平反了,真平反了就放了他。


著名作家丁玲1979年8月11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图书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西藏、海南岛、台湾、香港都有人来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封自称“张扬”,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第二次握手》的最新版本于2005年再次出版,张扬在新版的书中又增加了30万字,还有数十家公司表示欲把此书改编成电视剧。


改革开放30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手抄本”这个名词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图书出版的管理和审查制度也更加透明。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二○○六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所显示:2006年我国共出版图书233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264种,重版、重印图书103707种。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出版图书总印数64.08亿册(张),总印张511.96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20.37万吨,定价总金额649.13亿元。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抄本”和当年穿过的服装、朗诵过的语录、呼喊过的口号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怀旧符号。


手抄本,将深藏于一代人的记忆中。

0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