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政治问题的论争”和美苏两国军事战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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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前苏联的纷争   在苏联,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曾围绕核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继续的问题,展开了一番此起彼伏的激烈纷争。争论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若按赫鲁晓夫-- 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三个时期每次争论的基本结论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过程。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   战后初期,苏联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战略,采取了常规抵消与反垄断的战略,并特别强调战争的政治性质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它们视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前苏联的纷争


在苏联,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曾围绕核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继续的问题,展开了一番此起彼伏的激烈纷争。争论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若按赫鲁晓夫-- 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三个时期每次争论的基本结论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过程。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


战后初期,苏联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战略,采取了常规抵消与反垄断的战略,并特别强调战争的政治性质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它们视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虽然苏联在1949年9月22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在四年之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并在火箭运载技术方面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但由于苏联当时在核弹头上尚未取得重要突破,还缺少向美国本土大量投掷核弹的手段,因而未能带来实质性的战略效果,苏联仍然坚持政治性质决定战争胜负等看法。


1953年11月,苏联经济学家M.戈斯在《星报》撰文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的规律虽然仍有效,但是,经验已经证明,破坏这一规律的作用是可能的。这一论点提出后,立刻受到了抨击。1954年,V.克鲁日科夫在《共产党人》第1期发表了《弗·伊·列宁--革命科学的泰斗》一文,指责说,尽管列宁所发现的关于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已经产生了许多结果,但有一些"理论家"却认为有可能使这一规律成为无效。这在本质上就是承认废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毫无共同之处。


就在同年1月19日,苏联《消息报》的一篇文章,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2月10日演说中,关于核战争会造成文明的毁灭的看法表示赞同,认为,在现代情况下,战争意味着大规模的毁灭。紧接着,同年3月12日,苏联总理马林科夫在一次演讲中,也重复了上述看法:"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是一种准备新的世界大屠杀的政策,使用现代的战争方法,这种屠杀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3月2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员又重申这一论点说,氢弹"将威胁文明的存在"。


不过,马林科夫在提出上述论点后不到两个月,就于4月26日被迫在一次最高苏维埃的发言中撤销了自己说过的话,并再度认为,原子弹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1955年2月26日,《真理报》在宣布苏联对待核武器的态度时,断然提出:"只有政治冒险家才会认为他们能够借助原子武器摧毁人类的进步发展。武器从来没有改变或取消过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从来没有创造或废除过能够改变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条件。"


然而,在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又提出了"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的论点,并将马林科夫关于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定为苏联的官方理论。


1959 年,赫鲁晓夫又分别在几次讲话中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认为,帝国主义把人类的智慧最伟大的发现--原子核能用于战争目的,这就根本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概念。"核战争"不但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燃尽一切"。"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并主张"把战争永远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但是,赫鲁晓夫始终没有明确说过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之类的话。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试图通过推行所谓"火箭核战略",与美国相抗衡。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入轨。它表明,苏联已有能力向从未受到过直接威胁的美国本土投掷核弹头。之后,苏联的导弹研制工作进入高潮。据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为发展导弹,苏联建有7所火箭学校,17家火箭工厂和11个火箭发动机中心。这些都为苏联建立自己的核战略提供了条件。


1960年1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为持久和平与友谊进行裁军》的报告中提出,如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所指明,战争再不会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发生冲突,战争的逻辑将要求所有的火箭核武器都使出来。不过,苏联已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火箭,并修建了许多火箭发射场。因此,"如果哪个疯子挑起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犯,我们可以把进犯我们的一个或数个国家干脆从地球上消灭掉"。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曾就此对核武器的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他在同年1月15日《真理报》上宣称:"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如果抛开我已经说过的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那么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赫鲁晓夫上述两个方面的看法,均得到了一些人的阐述及发挥。


同年10月,苏军内部刊物《军事思想》的编辑H.塔林斯基少将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现代战争的性质与后果》一文认为,"消灭人的技术的发展过程已经造成不可能使用武器来解决问题的局面。几千年来,都是用武器解决政治问题的。但一场火箭核战争不仅对被攻击的一方极危险,而且对侵略者本身也是自杀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在苏联军事理论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从军事技术观点说,战争作为政治的工具已开始过时。"一位文职的军政事务评论在发挥这种观点时,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解释为"战争只能是疯狂的继续"。


1961年12月和次年4月,塔林斯基又先后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上撰文说:"现代战争威胁着亿万人的生命,能摧毁许多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这种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简单继续。""诉诸于热核武器的战争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手段,而是一种民族和社会自毁的工具。"塔连斯基观点并不代表苏联党和政府,但又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塔林斯基的观点,连同国外的否定观点,很快便受到了当时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为首的一些人的猛烈抨击。1962年5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其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中,引用某些"现代帝国主义军事思想家"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后指出:"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以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态度对待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是由于神化新式武器而产生的。大家知道,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其实质绝不会因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改变而改变。"虽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也承认,由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出现和发展,战争的性质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写道:"核武器特别是热核武器的大量使用,将使战争具有空前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整个整个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但是,他又认为:"即使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无论它在外表看来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依赖于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他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武器的威力已变得非常强大,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这就使得通过武装斗争来达到最坚决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如果侵略者胆敢破坏苏联的共产主义和平建设的话,它(指战略火箭军--作者注)将完成现代战争的主要任务",用核突击"迅速粉碎所有敌对国家"。因此,"战争本质,即战争是政治的武装暴力手段的继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比以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未失去其意义,反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不难看出,这里已暗含了对赫鲁晓夫所谓用战争手段难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思想的抵制和反对。


1963年,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10期发表的赫列布托夫斯基的文章也指出:"某些作者认为,似乎'新的世界大战'超出了政治的范围,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工具',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了。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1964年,虽然也有人撰文认为,"关于战争是用暴力手段继续的原理,在热核战争的条件下也完全有效。"但与此同时,苏联军内外又有不少专家学者鉴于核战争所具有的空前毁灭性的结局,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仍然有效持否定态度。


例如,苏联元帅C.比留佐夫在《政治和核武器》一文中说:"核战争由于异乎寻常的空前的毁灭不能认为是政治的继续",并声称维护国际和平政策"排除了战争是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


又如,苏联科学院院士H.尼科利斯基在《当代的基本问题·消灭战争的问题》一文中写道:"确实,在世界热核战争中战争的任何胜利都谈不到;这种战争的结局按照灾祸和毁灭的规模与失败是同义的。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甚至连失败的名词也很难用,因为它们将从地球上完全消灭。"


再如,苏联科学院院士A.克雷洛夫在《核威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认为,"核战争不管用什么借口,都不能看作政治的工具和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为它导致普遍灾祸和我们行星上的生命本身的消灭。"总而言之,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是:要么都别动手,要么就打核大战。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出于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在承认核战争并非有益和并非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提出,核战争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末日,因而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简直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又由此过分夸大了核武器的作用,贬低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的作用,它不仅使苏联核战略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而且还使苏联军事理论陷入了"唯核武器论"的泥坑,严重窒息了苏联核战略理论的发展。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肯定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其后不久,塔林斯基少将再次提出:"在当代,认为热核战争仍然能够作为政治的工具,认为使用核武器可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同时人们仍然可以生存下来,这种幻想再危险不过了。"


1965年7月,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演讲时,对赫鲁晓夫推行的"火箭核战略"作了重大的修改,正式提出了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并重的战略思想,他宣称:"我们对火箭核武器给予特别注意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常规军备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后,虽然赫鲁晓夫的所谓"火箭核战略"仍继续在起指导作用,苏联军事战略仍以"积极进攻"为基本思想,但在战争样式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主要是逐步改变了前一时期把火箭核战争作为惟一作战样式,而把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仅仅看作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作战样式的观点,确立了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又可能是局部战争的思想,并由此在军备发展上改变了过去只竭力发展火箭核武器而贬低常规军备的做法。同时,苏联还进一步将"火箭核战略"调整为"核战争制胜战略",并据此从政治上对西方以及国内关于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作了抨击。


1965年,在苏联第11期《军事思想》杂志发表的《谈经济学在核作战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对世界核战争应从两个方面去看:"防止这种战争的必要性……和进行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按照美国理论工作者的理解,苏联所讲的"防止"不同于"避免"。"避免"含有退让或不愿面对核战争前景的意思,而"防止"则具有强硬的、积极进取的、倾向于采取行动的意思。诸如,为了防止突然袭击,必须制止敌人的行动;制止敌人的行动,最有效的方法是先发制人,在敌人未发射武器以前就把它们摧毁。对此,美国的理论工作者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和阿莫雷塔.M.霍伯还在他们合著的《苏联核战争战略》一书中写道:"苏联人非常严肃地看待核战争,正如好几位专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以后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对核战争的态度是要打,而且要打赢。……苏联人不同意西方的如下信念:核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结束,而且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作者还援引了苏联的利昂·古尔、福伊.D.科勒和莫斯.L.哈维三人合写的《现时苏联战略中核力量的作用》一书所得出的结论:"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间,对于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重新展开过公开辩论。辩论的结果明显地有利于那些强调可以进行一场核战争并赢得其胜利的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重要人物谈'同归于尽'的可能性的公开讲话已经比较罕见了。"


1968年,由苏联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第三版《军事战略》一书,继续强调了核作战及在核作战中取胜的思想,提出苏联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必须首先做好世界战争的准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必须首先准备在交战双方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把准备和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看作是军事战略理论和战略领导的主要任务。该书还在阐述现时代战争本质的问题时,反复强调指出:"战争是阶级政治的继续,它始终带有阶级的性质。任何一次战争都同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无论它在外表看起来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依赖于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的实质,非但不会因技术和武器的改变而改变,反之,从军事的观点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现代的暴力手段,则使得通过武装斗争达到最坚决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该书还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阶级性、战争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这些原理,是苏联战略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解决有关军队和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本问题,揭示现代战争的性质和作战方法,并解决战略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其他重要问题。"该书在新版中还特别指出:"'现在,侵略者面临如此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力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除了自取灭亡以外,别无其他结果。'这就是苏共二十三大总结报告的结论。"


另一本苏联权威性的论著,1968年第五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也强调指出,核战争"就其性质而言也将是阶级或国家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因为正是政治决定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核战争不可能从子虚乌有中、从'真空'中自发产生,而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预谋的、蓄意犯罪的政治无关。"


与此同时,一些苏联军事作家还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塔林斯基少将的观点,指责他砍掉了维持必要的强大军事力量的理论基础,因而在实际中是非常有害的。


1972年,曾荣获伏龙芝奖金并被美国军界列为"苏联军事思想丛书"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列宁的哲学遗产与现代战争问题》一书,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迷惑各国人民的所谓在世界热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并有害的。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埋葬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的帝国主义。"该书认为,尽管火箭核武器的出现给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变化,但是火箭核武器本身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单纯结果,而首先是拼命向世界霸权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奇怪产物,是美帝国主义实力侵略政策的物质体现,变发明火箭核武器的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由此可见,火箭核战争不能超越政治的范围,不能勾销它同政治的联系,以致使其失去社会政治这种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该书还由此进一步阐述道:"列宁著作中所深刻阐述的政治与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核时代'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作用,而且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十分明显,如果热核战争发生,它将有自己的社会原因,自己的阶级实质和性质。它的产生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预谋的罪恶政策的结果。如果世界热核战争不能被制止,它将像作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政策的产物和继续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像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被打败以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许许多多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


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H.A.洛莫夫上将等集体编写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一书,也对此作了较明确的表述,提出:"在现代条件下,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世界大战,苏联军事战略将把这场战争作为世界上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最后冲突来加以研究。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将力求达成坚决的政治目的。这场战争可能是双方使用其全部火箭核武器的核战争。同时,在这场战争中,也会使用常规武器,在一定条件下,部队和分队将完全使用常规武器作战。发动战争的方法是多样的,可能从突然使用核武器开始,也可能从使用常规武器开始。"


苏联《武装部队共产党人》杂志1975年11月号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在军事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军事手段继续这一论断,仍然是正确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证实,核导弹武器已把战争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核战争超出了政治控制的范围,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而且也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尽管这场围绕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论战,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观点占了上风。但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止,在苏联军事理论界仍不时传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


1979年,苏联的政治学家F.布尔拉斯基在其所著的《世界战争的预防与普遍和平的计划》一书中写道:"在核时代,战争的政治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战争规模越大,越不顾及重大政治考虑,因为胜利者可能不在乎大好的局面,而在乎他们所赢得的胜利。"


同年,苏联《消息报》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论断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各种战争都是某个国家推行某种政治的继续。这点不受军事技术发展之类的情况影响。这种选择在克劳塞维茨时代有其作用,但在现代条件下已失去意义了:"在目前形势下,人们能把全面核导弹战争看作是一种追逐某种政治目标的正常明智的手段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样一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巨大灾难。在现代形势下,冒险发动首次核打击的人必将被能够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力量所消灭。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恐惧平衡。虽然这种情况远非理想……但确实存在着。"


随后还有一些人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可能使战争打不起来。并认为,克劳塞维茨尽管赋有天才,但也只不过是当代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他的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不再适用于核时代。


然而,70年代末期编写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在有关"战争"的辞条中坚持认为:"一切战争,就其本质而言,不管历史条件、原因、目的、方法、手段和结果如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和国家以武装暴力手段来施行政治的继续。"该书还认为,如果有人将核战争强加给苏联,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将拥有一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则是由正义的战争目的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1980年初,苏联西杰利尼科夫将军在《红星报》发表文章驳斥了所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其论点是:"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能够而且也必须防止,它不能--确实不能--作为政治的继续而出现,不能把它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再次试图试探我们的实力或者以阴谋手段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其惟一目标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成就"。


1981年,苏联历史学博士科尔图诺夫又在《国际生活》第5期上撰文认为,在核时代,武力政策已经到了它的历史极限,因而它不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了。


虽然苏联的核战略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例如,在对待核战争结局的看法上,已普遍承认,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核战争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1969年出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汇编》一书就提出:"在核弹于屈指可数的几分钟内即可达到任何一个大陆并毁灭大片土地的现代条件下,世界性的冲突就意味着亿万人的死亡,意味着世界文明和文化宝藏将变为废墟和灰烬。"勃列日涅夫也在1977年的图拉演说中提到,在核战争中取胜的想法是"危险的狂想",苏联只需要足够使美国不敢动用核武器的核力量。1982年6月,苏联又首次宣布承认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但是,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著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


三、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否定论


苏联的改革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所谓"新思维"的概念,最先也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现实,用新的政策、新的态度和新的方法求实地处理问题。在此观念和改革浪潮影响和推动下,苏联许多以往被划为禁区的问题开始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因此,大致从1983年起,苏联国内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再次出现了争论。尤其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随着苏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以及对核武器毁坏力担忧的不断加深,"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和否定。


1984年出版的苏联军官丛书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与军队学说》中仍然认为:"导弹核战争就其发生的基础而言完全保留了战争的一般性质: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手段的继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政治,另一方面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政治。"


1985年4月,苏军原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则在《历史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一书中,提出了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他写道:"把热核战争看作是政治的合理的近似'合法'的继续便是犯罪。"


同年10月,苏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部部长加列耶夫上将,在其所著的《军事理论家伏龙芝》一书中,提出了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理解应区分两个问题的观点。在他看来,许多人"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是在火箭核武器时代,爆发战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二是新式武器的出现能否改变战争的阶级实质"。他认为,对第一个问题"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赞成把战争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不允许发生火箭核战争,因为它将给双方都带来极其痛苦的后果"。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则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继续。核战争也毫不例外"。他还由此认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决定战争与政治关系性质的主要方面是后者,因此,总的结论应该是:从社会政治、阶级性质上说,"战争仍然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并认为,"核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继续的说法……只会把社会舆论引入歧途,掩盖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追求的真正目的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1986年2至3月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没有就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做出总的结论。但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从原因与结果两个方面展开的,即一方面认为,美国里根政府没有放弃利用核战争实现其称霸的打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政治仍将是造成核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核战争的结果不能实现任何政治目的,只能使对抗双方共同毁灭。


同年4月,苏联乌克兰地区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5月9日,苏军前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消息报》上再次提出,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并认为,战争--和平--喘息--再次战争的循环往复,已被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宣告结束。


同年6月,苏联著名理论家、哲学博士丘士凯维奇少将在其撰著的《战争与当代》一书中,也从原因(实质)和结果两个方面,对核时代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较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从战争的根源和实质上看,核战争仍将是政治的继续;而从战争的后果上看,核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他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把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区分为原因、实质和后果三个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即"第一,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决定的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根源;第二,核战争的本质、政治内容及其对它的评价;第三,核战争是否能够成为政治的工具"。他由此提出,必须批判帝国主义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而一笔勾销战争与其侵略政治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他写道:"火箭核武器的出现和分属对立社会体系的国家都拥有这种武器的事实,虽使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众所周知的真理。""帝国主义在其准备的核战争中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他同时认为,还必须批判帝国主义把局部、有限核战争作为对付社会主义有效手段的观点。他说,帝国主义把核威慑看作是保障安全的手段,反对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但是,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一种特殊的、自杀的武器,"现代军事技术在质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对战争本身命运的影响已完全不同于过去"。因此,从后果上看,"一旦爆发核战争,那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甚至可能是地球上生命本身的灭亡"。以至于部分地使用核武器也将威胁人类的生存。所以,他认为,在政治实践方面,"不容许把核战争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1987年1月22日,苏军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公开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把战争看作是实现政治目的手段的陈旧观念已经过时。在核时代,这种陈腐教条只能助长将导致全球性战火的政治。"他还论述说:"现在军备竞赛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武器多么精密,数量如何多,实际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被使用。手段已同目的背道而驰……手段在大量使用时将毁灭一切,包括目的本身。"


同年2月上旬,苏联空军上将、哲学博士和教授谢列布里亚尼科夫,在苏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武装力量共产党人》上,一篇题为《考虑核时代现实》的文章中仍然坚持认为:"任何战争,不论大战小战,核战常规战,如果因为帝国主义的罪过而成为现实,都将是政治的继续。"


苏联哲学副博士叶菲莫夫少校,也在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斗争》一书中撰文认为:"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有着深刻联系的认识,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产物,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战争又都是政治的继续,其中包括核战争也是政治的继续。但是,在总体上确认战争是政治的产物,决不应不分场合和无条件地承认所有战争都可以用来作为政治的手段。战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对于被迫拿起武器,为阶级和民族解放、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人民来说,战争是争取自由、独立和抵抗侵略的合法手段。对于为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更不用说世界核大战,社会主义则坚决否认可以把它们作为政治的手段和工具。"


同年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则在"莫斯科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而明确地宣称:"在广岛和长崎浩劫之后,世界大战就已不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了。在核战争中,政治的执行者本身也将被消灭。"


继后,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扎格拉金,在苏联1987年第5期《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战争与共产党的愿望根本相对立》的文章。他一方面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核战争准备……是它反人民的侵略政策--霸权主义、新全球主义和以社会主义进行'十字军远征'政策的直接继续……不单是继续,而且是这种政策直接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核时代,"有许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且发生根本变化。主要的是,用核战争现在已经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可以而且应当说,核战争将不是政治的继续"。他还阐述说:"新思维的出发点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人类生存与否之间的矛盾,在核世纪高于一切。在当前条件下,不解决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人类不仅不能沿着这条道路顺利前进,而且人类有灭亡的危险。及时保证和平政策的胜利是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进步的先决条件。"


5月9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的《和平的胜利》一文中写道和:"世界战争在核宇宙时代已经过时,已经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之后,苏联国际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教授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又在苏联1987年第25期《论据和事实》周刊上撰文写道:"目前战争(当然是指核战争)已处于一种边缘状况。从这一角度来看,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的确是无可挽回地过时了。如果从战争这一特殊现象的功能来看,那它们已不再能成为政治的理智的、合理的手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要确定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可能的!)核战争的根源和实质,那从今以后只可能是导致毁灭一切的疯狂的、罪恶的、冒险主义的政治的继续。至于谈到'在核战争中一切都将毁灭,政治所继续的究竟是什么'这一论点,那这已经是指罪恶政治的后果而言。因此,战争将是罪恶政治的骇人听闻的继续。"


7月27日,苏军国防部长亚佐夫也在《真理报》上撰文公开说:"在积累着对人类自身具有危险的大量的核武器储备的时候,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他还在同年10月出版的《保卫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小册子中写道:"现代战争既不可能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不能成为明智而负责任的政策的继续。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鉴于苏联武装力量的责任是彻底而无条件地执行抵抗入侵的任务(无论侵略来自何方和采取什么手段),苏联军事学说还须规定,军队必须做好在核战争条件下和常规战争条件下作战的准备。"不久,卡涅夫斯基和沙巴尔金又在苏联1987年第10期《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论政治、战争和火箭核灾难的相互关系》一文,提出,应把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两者区别开来。并认为,常规战争在现代条件下仍保留着核前时代战争的所有特征,因此以往关于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论点完全适用于常规战争,而核战争则并非战争,它是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已因核时代的种种现实情况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这一公式无论从实质和内容上还是从功能上来看,都变得愈来愈不适用于理解通常所谓的火箭核战争。同时他们又认为,要想把火箭核灾难同政治绝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两者产生的深刻根源都是相同的。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于同年11月在应美国出版商之约请而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他在开篇《致读者》中就提出,在核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因为谁也不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毁灭性威胁"。他还据此诘问说,由于"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昨天,所以世界上的新问题不能依据从以往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加以解决。难道现在还能抱住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论点不放吗?"在该书第三编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中,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核战争与政治问题的"新思维"作了更加集中而系统的阐述,他写道:"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从前发生过战争,可怕的战争。……但是,人类的延续尚不成问题。可是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共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还继而阐述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这一结论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因为它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知道,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直被用来为战争辩护,使战争具有"合理的"意义。至于核战争,则是毫无意义、毫无合理之处的。在全球核冲突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自杀。"他接着说:"其实,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非核战争就其毁灭性的后果来说也可以同核战争相提并论。"他还认为,在新形势下,用任何军事手段--使用武器,进行威胁,不断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证安全。过去在世界政治中以实力为依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在已经失去了任何理论根据。并由此提出:"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的这一公式在当时是经典的,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了。这一公式只能进图书馆。由于生活的要求,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尔巴乔夫还宣称:"新思维--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不是耍小聪明。这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心理的结果。"他还一再重申:" 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为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


与此同时,在苏联《新时代》周刊举行的座谈会上,苏联《消息报》政治观察家鲍文发言说:"在对核时代的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下列理解:核战争孕育着人类毁灭。在这里,全人类的利益拥有优先权,这是一种新的观念。""既然现有的政治矛盾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可以并且应当抛弃军事手段。难道我们不能这样扫清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吗?"苏联历史学博士达希切夫也发言说:"克劳塞维茨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核时代,我们似乎都同意,这种论点是不适用的。"


1988年3月,苏联塔斯社军事观察家弗拉基米尔·切尔内绍夫也明确提出,苏联军事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战争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不能成为明智的负责政治的继续,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战争使人类受到被毁灭的威胁。考虑到这种现实,防止战争,不允许发动战争--核战争以及常规战争--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


苏联哲学副博士B.叶申科上校在同年第3期《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时代要求这么办》一文中,依据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谓"新政治思维",首次提出了"新军事政治思维"的概念。并由此认为:"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已不能用来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将是一场全体自杀,结果连核疯狂政策炮制者和执行者也将同归于尽。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不仅仅改变了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概念。连谈论'核遏制战略'合理性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是该抛弃已经过时的'核威慑战略'的时候了。新思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转而采取相互确保安全的战略。"


上述论点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已承认并基本接受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由过去的完全否定趋向后来的部分否定甚至试图全面复活,而苏联在当时则是完全否定的。


当然,就苏联当时的否定观点而言,不管是以扎格拉金为代表的苏联官方的正式观点也好,还是以亚佐夫为代表的苏联军方的正式观点也好,都不仅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存在着某些程度不同的差异,而且其观点自身在逻辑上又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可以认为,他们不彻底的否定观点,是对戈尔巴乔夫彻底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观点的委婉纠正和补充。它表明,苏联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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