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政治问题的论争”和美苏两国军事战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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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0多年前,19世纪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在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研究战争现象,并通过战争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最先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论断。由于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全面而又基本正确地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因而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批判地继承了这一论断的合理成分,将其补充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然而,自1945年7月16日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以来,随着大规模杀伤武器即核武器的问世,人类步入了核时代。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笼罩了全球,它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的政治,并对军事领域中的某些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中首当其冲的,也是最重大和最根本的,就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论断,亦即这一经典论断在核时代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


美国的争论


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种种怀疑、非难以至否定,最先来自西方,集中表现在率先拥有核武器的美国。


一、火亘赫一时的"过时"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据统计,在广岛死亡失踪20万人,伤16万人,在长崎死亡失踪10.8万人,伤6万人。事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通过计算表明,如果用普通炸弹造成上述程度的损害,在广岛至少需要B29轰炸机210架,在长崎需要120架。这仅仅是两枚当量为2万吨级的第一代核武器的威力。


就在原子弹的蘑菇烟云尚未消失之际,一位英国的下议员M.P.罗伯特·布思就在《世界新闻》刊物上发表评论说:"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紧接着,美国的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在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45年秋季出版的第18号不定期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与美国的安全》的文章。翌年,这篇文章经过充实,作为两章内容收入很有影响的《绝对武器》一书。这本书主要阐述了相互威慑理论的原则。后来,这一理论曾一度被作为美国的核战略原则。该书认为,核武器是一种无法防御的"绝对武器",它的出现,将使战争从人类世界上完全消失,或至少必须消失。该书还认为,在核攻击面前,不存在任何防御手段,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必将在核报复打击下同归于尽。因此,发动核战争已不再是一种符合理智的政策选择了。布罗迪写道:"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机构主要目的都是赢得战争。而从今以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它大概不可能有其他什么有益的目的了。"他在解释其上述思想时,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作了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他一方面声称,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是考虑一切核威慑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的意思解释为:"战争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正当的政治目的的话,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破坏。"并认为:"正是由于我们难于找到一个正当的政治目的来证明核战略交战中的不可避免的破坏是正确的,才使核威慑的整个概念可信。"


当时,美国虽然有了原子武器,但是,一方面,还处在少量生产阶段;另一方面,美国估计苏联在短期内不会拥有原子武器,即使拥有,其投掷手段与生产贮备数量等也难以与美国相匹敌,美国将在相当时期内保持"原子优势"。所以,他们奉行的是以常规实力为主,以核讹诈为补充手段,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遏制战略"。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利·基辛格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我们在战后刚开始的时期所制定的战略并不是依靠核武器的",而只是把核武器"作为摧毁敌人的工业中心的一种更有效力的爆炸物"。因此,"我们不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还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增加原子弹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战略武器库中的威力"。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准备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常规战争,只把原子弹作为一种讹诈手段,因而,似乎并未对克劳塞维茨的有关论断作出较为明确的否定。然而,四年后,苏联就于1949年8月23日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又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它意味着美国核垄断历史的结束。上述情况使美国早期借助少量核武器的"讹诈"战略开始发生动摇。


不少著名的美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不禁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发展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用这种武器的任何战争,无论对于胜利者或失败者,按其后果来看都将是毁灭性的战争。其中有人写道:"原子战略是我们美国的垄断品。 但是随着我们对原子武器垄断的结束,原子炸弹就从美国战略上最巨大的积极因素一变而为对合众国的威胁。"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2月8日向联合国作的一篇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原子武器的重大秘密和惊人威力已不仅仅是属于我们的了。"并公开宣称,由于核武器是无法防御的,因而两个"原子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并且这种战争有可能毁灭文明。


由于这时苏联的核力量还不具备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而美国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方面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国试图改变已在实践中破产了的"遏制战略"。


在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的一个月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通过大量使用核武器消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恢复世界霸权的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杜勒斯宣称 ,美国已决定"主要依赖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迅速进行报复"。这一战略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纳。


这种堪称"全面核大战"的战略,与当时苏联提出的"火箭核战略"恰好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鉴于这种对抗所带来的制约作用,在美国军界曾围绕未来战争是否使用核武器,以及未来战争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大多数都倾向于未来战争是核战争的观点。美国参谋学院的教员乔治·莱因哈特上校和金特纳中校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陆军战斗行动》一书中,援引了艾森豪威尔的言论:"原子武器实际上已成为常规武器了"。并由此作出结论:"这个声明可以结束关于未来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可能性的争论了……在未来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乃是不可避免的事。"还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战争中使用不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更好和更有效地使用这种威力无比的武器。美国的泰勒将军等许多其他军事领导人也都持有这种观点。


在此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军事家也开始意识到核战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声称原子武器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美国将军李奇微在《军事因素和国家政策》一文中写道:"在近十年中,人类找到了具有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其破坏力之大甚至超过了过去最大胆的幻想。可以预计,如此全新的潜在能力必将完全改变战争的进程。"英国的蒙哥马利也宣称:"我们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导弹以及弹道火箭的改进道路上前进得愈远,就愈加清楚地表明了热战将是竞争者双方的彼此自杀。"他还于1954年在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做报告时提出:"毫无疑问,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使用,对作战、战略观点和战术观点,乃至对武装力量的组织都将发生巨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令美国震惊的事件:1955年11月,携带氢弹的苏联远程轰炸机图-16、图-19上天,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核力量;1957年8月24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全程发射实验成功,飞行距离8000公里,命中精度3.7公里,它比美国领先1年左右;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又走在了美国的前头;1960年1月,苏联宣布成立战略火箭军,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核力量的严重挑战,它表明,美、苏双方都可以用核武器互相袭击对方的本土,美国的国土也直接暴露在苏联的核力量面前,从而致使美国的核优势崩溃了。


在有可能爆发核大战的现实威胁下,一种巨大的核恐怖感又一次笼罩了美国朝野。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宣称:"在原子战争中,谁也不要指望获得真正的胜利。也可能有胜利者,但留给他的只是一堆瓦砾废墟。"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人物也哀叹道:"苏联在抵消我们的原子威力的道路上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我们的原子威力现在恐怕也未必能安慰我们自己了。"


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哈佛大学国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基辛格,也在其所著的反映由当时美国一些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组成的小组全体成员研究美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成果的名为《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同时掺杂了某些避免和遏制核大战爆发的思想。基辛格认为,随着美、苏两国核武器的发展,使双方陷入了核僵局。而核僵局不同于核均势。核僵局的出现,是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在达到某一点之后,毁灭力量的优势已不再可能得到战略方面的好处。基辛格写道:"核僵局的本质是两个最大的强国由于双方都能迫使对方为胜利付出过高的代价……因此,现代武器的速度和威力就带来一个荒谬的后果:今后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双方两败俱伤。"他还断言,从核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灾难来看,"战争的性质显然已经改变"。并由此间接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提出了责难。他写道,在核时代,"关于战争的概念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重要的是我们的领袖应该了解,全面的胜利已经不再可能;我们的民众也应该认识到追求全面胜利的危险性"。他说:"核武器的破坏性已经使得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至于轻易地发动一场大战。""全面战争的后果越凄凉,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越不愿应用武力。"又说:"一场全面战争很可能很快就见胜负--如果这种战争还有胜负可言的话--同时它所带来的灾害也极为巨大,以致淹没了对政策的细微分歧。""热核战争必须避免,除非作为最后一个手段。"他还设问说:"面对核战争的灾祸 ,除了有关国家生死存亡最露骨的问题以外,大概不能再以武力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了吧?"继而,他还明确提出:"随着我们的原子垄断的结束,全面战争,除了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外,已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工具。"又说,由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可能应用核武器的目的之间的不相称等原因,"全面战争就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继后,明确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言论便纷纷出笼。


美国军事作家加尔特霍弗曾写道:"威力达几百万吨的双方对射将造成极端危险的局面,因而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建立在使用这种武器基础之上的任何战略……'大规模报复'政策……已成了虚张声势的同义语……尽管离奇,但事实是把它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已越来越令人不能接受了。"


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其《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写道:"战争的猛烈程度已经发展到同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完全不相称的地步,任何争端都没有解决,这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他还由此公开宣告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终结,他说:"军事上的传统看法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过这种继续是借助战争自己的适当手段实现的。这种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了。"他还在以后写的《白宫岁月》一书中阐述道:"在核时代开始以前,不可设想,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有效地使用是太多了……核时代摧毁了这种传统的衡量方法,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到足以摧毁它的对手,但却不再能够保护它的人民不受攻击。"


美国将军鲍弗尔声称:"核战争不可能成为某种政策的手段--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它完全是一种自杀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Th.W.沃尔夫认为:"核武器动摇了马列主义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向来坚持的原则。在导弹核武器时代,使用核武器或用它来进行政治威胁,是一件使人非常头痛的事情。"


美国的理论工作者彼得·尔·小穆迪也认为,由于人们在战争中使用手段的改变,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一切已不起作用,战争已不再有任何价值。另一个美国的理论工作者G.A.克雷格也强调说,现代战争具有"绝对的面貌",因而"再不能看作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了"。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于1973年撰写的《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全面战争这个词通常指美国和苏联之间一次灭绝种族的摊牌,由于广泛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可能危及整个地球的安全",对此,"有人深信,武力已不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适当的手段了。他们反映了一九五五年签署梅瑙宣言的五十二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发表的意见:'所有国家必须决心摒弃以武力作为政策的最后手段。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他们将自亡。"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也在美国1983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中写道:"绝对武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的军事机器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使传统的战略思想变得过时。""如果有谁肯定核武器与过去战争中使用过的一切武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他当然可以说,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军事理论已失去了意义。这种看法实际上认为,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名言已经过时。""目前盛行的美国核战略认为,拥有大量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的全面核战争破坏性非常之大,以致不会有什么胜利者,因此,诉诸武力已不再是这种相互敌对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采取的一种合理抉择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美国普遍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用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的格言已经过时。"


联邦德国的克劳斯-迪特尔·施瓦茨也在《谈谈今天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定义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超级大国的核均势,自五十年代以来就已经使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失效了。"


联邦德国退役中将伊尔塞曼在1984年写的《对今后30年军事形势的展望》一文中也提出:"人类已掌握的核毁灭能力,在时间的快速性和空间范围上已超过了一般可以理解的限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属于适用的政治工具的范畴","只有在'核门槛'以下,战争才依然是国家间政治冲突的工具。"


二、异军突起的"复活"论


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家一方面看到了全面核大战的危险,并公然宣称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在核时代已经过时了,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推行政策的工具了,借助这种战争解决政治任务已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又设法寻求出路,亦即寻找一种所谓继续称霸世界的军事手段。为此,基辛格等美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战略,并声称,有限战争是"核时代的一种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


在基辛格看来,用核武器进行的全面战争的实际效果是毁灭性的,它已经剥夺了全面战争获致胜利的实际意义。甚至于比对方能造成更大破坏的一方,可能也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并由此认为,全面核战争决不是正常的冲突形式,而只是一种在绝望和失策等极端特殊的情况下的最后措施。基辛格写道:"随着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强,全面战争的威胁已失掉它的可信性,因而也失掉了它在政治上的效力。我们的大规模报复的能力并未能防止朝鲜战争,北印度支那的丧失,苏联和埃及的军火交易或苏伊士运河的危险。在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


由于把全面战争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其代价太大,因而在核时代,全面战争已经不可能是政治继续的工具或手段。为了寻求一种可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战争手段,基辛格提出:"拥有核武器国家间的战争,必须在可能是核战争的假定上加以计划。核战争应当以小于全面战争的规模进行。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战或与能够以人力代替科学技术的大国作战,有限核战争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


基辛格在论述有限战争的效用问题时写道:"有限核战争政策的目的不是代替全面战争,而是创造一个选择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反应能力与挑衅取得平衡,并且在这个范围以内,军事能力和使用这种能力的意志,可以比在全面战争是我们对挑战的唯一反应这种绝对情况下,更加协调。"他还接着写道:"既然防止一场由于对我们的意图的错误估计或由于对核战争性质的误解而成为全面战争是可能的,我们的外交应该设法使人对于核时代战略选择的范围有更好的理解。……在致力于指出一条另外的出路,从避免全面战争的恐怖方面,在作出一种坚定和节制相结合的有限范围的蓝图方面,就是在核时代,外交工作也能与武力再一次建立联系。"


在此看法的基础上,基辛格在有限战争的概念中,重新注入了政治的因素,他写道:"有限战争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会在使用武力和企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他在论述有限战争的特点时明确指出:"有限战争的特点则是它有一些规定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规则。……有限战争基本上却是一个政治行为。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能用'纯'军事的方法解决。因此,政治领导有必要首先制定一个总的方针,而军事家则在这个方针之下制定他们的计划和发挥他们的能力。……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和放弃下面的看法: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便结束,或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对此,他还反复强调说:"有限战争的结果决不单单决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它代表着一种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协调起来的本领。""有限战争必须找到制止最极端的暴力的方法……它必须力求减低现代战争的进行速度,以免作战行动接连得太快因而妨碍在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之间建立联系。……严格说来,战争的目标不可能再是军事上的胜利了,而是为了获得某些对方所充分了解的特殊政治条件。""有限战争战略的价值正是在于它能够打开政治解决的途径。""有限战争……严格的要求政治领导上的修养和机智以及社会对于政治领导的信任。"上述论述实际上使已被否定的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公式在有限战争的战略中得到了复活。


鉴于"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当时已不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限战争的战略曾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尤其肯定了有限战争的政治目的对于全面战争所具有的遏制作用。一些美国的军事著作家们认为,有限战争的成果,并不取决于军事上的设想,而是取决于政治目的与军事目的一致的程度。 其间,政治目的比军事目的看得更重要。他们还说:"如果战争依然作为达成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那末它在进行过程中必将严格遵守一定的限制。为此,所规定的目的,应当不致引起一方将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一位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也宣称,有限战争"使得我们有可能避免在退却和全面原子大屠杀之间作选择。此外,这种战争能使我们免遭大战必然带来的革命震荡和其他震荡,以及使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取得比以往更加完全的一致"。


事实上,有限战争观念于60年代初正式得到美国官方的首肯,成为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新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灵活反应战略"的鼓吹者、美国将军马克斯威尔.D.泰勒在他的《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写道:"我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公式的复活是极其有限的,它仅仅是在有限战争基础上的复活,并且,其前提条件又是对全面核大战作为推行政治(或政策)的手段的否定。60年代中期,美国又开始实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试图把苏联的大城市作为抵押品及核人质,以遏制苏联的战略核攻击。并且,整个70年代,美国的战略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而苏联从60年代初直到70年代后期,一直奉行"核战争制胜"的战略,强调要打赢核战争。这样,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即相互威慑的核战略,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成为美国单方面的自我威慑,它致使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陷入被动防守的不利地位。为使美国战略思想摆脱面临的困境,美国华盛顿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福斯特于1978年至1980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不同凡响的复活了战后被美国作为陈腐概念加以抛弃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福斯特在他的《苏联关于保存国家实体的思想》等三篇主要论文中,曾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的7条原则作为自己考虑战略问题的依据。其中第一条,"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七条则是,"政治的目标是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精神价值以及传统。这样,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单纯的工具(即政治目的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应始终如一的原则)。"他认为,美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弱点之一,就是割裂了核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核战争与局部战争、常规战争的内在联系,致使战时与平时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他提出,决定核战争甚至局部核战争,以及平时外交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和技术,而是战略的正确与否。并分析说,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总是把核武器视为"终极武器",总是从军事技术的角度看待核战争问题,一味想要遏制核战争,而把集中反映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某些重要原则作为陈旧的观念加以否定。那些主张"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人认为,非打一场核战争不可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在军事上"赢得胜利"不可能达到目的。并把"谁也不可能取胜"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战略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战略目的只是避免发生核战争,即"威慑至上",而不去考虑核战争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些主张这种战略的人还认为,保持战略上的均势就意味着稳定,而苏联即使保持有限的优势,也不会取得特别的政治效果。其结果,致使美国否定了自己事实上曾一度靠战略优势所取得的政治效果。而与之相反,苏联的战略家则通过列宁的思想继承了在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认为核战争无非是常规战争的继续。苏联的战略目标既不是"相互威慑",也不是"谁也不可能取胜",而始终是"打赢一场核战争",并最终试图在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的各个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据此,福斯特曾写道:"美苏战略原则和战略目的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不仅使苏联的战略高出一筹,而且使它在战略上占了优势。苏联讲的是生存和胜利,而美国人却只以核战争中相互确保摧毁,只讲核僵局。因此,苏联是在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而美国却在谋求自己的毁灭或者说投降。"


鉴于这种情况,福斯特主张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思想,应该针锋相对,决心采取与苏联相同的战略,用"相互确保生存和安全"取代"相互确保摧毁"。他写道:"遏制战争的基本条件是,让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更加失去信心,使苏联意识到,城市虽可免遭摧毁,但军事上却要冒失败的危险,而不是象圣经的《启示录》那样,描绘一幅'世界毁灭'的可怕前景。"


福斯特还建议,美国战略报复力量的打击目标应该从打击城市改为打击军事力量。然而,他并没有把对军事力量的打击仅仅限制在列举军事目标上,而是同时明确阐述了美国进行核战争的政治目标。他说:"美国的报复力量都是些准备用来最大限度地消灭苏联人口和摧毁其经济资源的'确保摧毁'的武器,而今后应成为解放各东欧附属国人民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力量。苏联帝国的解体应成为西方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一向认为,应当按照各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建立多种多样的世界秩序。如果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承担实现这个愿望的任务,美国战略报复力量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即使集中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也还有一个目标选择的问题,应该打击那些对苏联整个国家来说是要害的,或者对进行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原则是使苏联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存在下去。


受福斯特论点的影响,1979年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鉴于苏联当时的核战略不仅主张打击美国的城市,而且大力发展远程、高精度的战略武器打击美国的军事目标的情况,提出了以"打击军事目标为主"的"抵消战略"。这一战略既要求具有打击苏联城市的能力,又要求具有打击军事软目标(机场、兵工厂、坦克及部队集中地域等面积目标)和硬目标(导弹地下发射井、指挥中心等坚固点状目标)的能力,进而通过与苏联在打击目标能力上的均等来遏制苏联。尽管"抵消战略"看到并承认"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具有片面性,并开始从"确保摧毁至上"的思想中摆脱出来。但是,"抵消战略"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谁也不可能取胜"和"威慑至上",在观念上仍然是把核战争看成是一种与传统的战争概念不相干的的特种战争,就是说,"美国在核战争问题上没有政治眼光","新的'抵消战略'仍然缺少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那种哲学深度"。


1981年以后,里根政府为逐步改变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已呈现的苏攻美守的不利局面,对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建立在"恐怖平衡"基础上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确立了通过加强实战准备,增强核威慑有效性的方针。尤其是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有能力对核战争作出反应,并打赢核战争"。为此,里根政府于1983年3月23日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的新倡议,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建立一个以天基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多层次、多手段的战略防御体系,夺取空间的控制权,进而削弱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突破均势,掌握优势,以重建美国的世界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打赢核战争"及重建美国世界霸主战略地位的企图,可以看作是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复活,并且是在核战争自身问题上的不自觉的复活。


美国陆军战史研究中心的首席历史学家莫里斯·马特洛夫博士,在论述核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几乎每一个军事问题都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问题。制定战略再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只是制定军事计划就行了。"并诘问道:"军事战略脱离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又脱离全球战略的现象还能继续下去吗?战略和政治还能截然分开吗?同时,他还认为:"在核时代,按照在政治上对战争的新看法,'胜利'和'打赢'已经有了与传统概念不同的含义。人们不得不有节制地使用武力。克劳塞维茨的如下观点又重新得到了印证:一场战争的政治目标(发动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如果是通过适当的手段并以适当的代价取得的,那么这场战争便是成功的战争。"


美军1986年版的《作战纲要》也明确提出,一切军事行动均谋求达到政治目的,并受政治目的的支配。今天,将战斗的胜利转化为所期望的政治结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此外,联邦德国克劳塞维茨协会,于1980年在会长,联邦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梅齐埃退役上将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题为"战争与政治"的学术讨论会,40多名与会者一致认为:"事实上,在今天,战争仍然是一切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对象、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工具。"他们还从政治的角度把战争定义为:"战争是政治冲突的暴力解决,目的是迫使他人屈服于己方的政治意志或者维护己方的行动自由。"


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论断,从开始普遍的责难、否定,到后来萌发的复活、肯定的趋向的演变过程,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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