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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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7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着手实地了解日军在华北、东北的基本情况、作战特点,我军的政治、军事情况,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同时利用我边区有利的地理位置为美海军提供作战用的气象情报。他们两批共18人,先后在延安地区留住两年多。在此期间,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还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以和平与安宁的共同目标与追求,锤炼了中美两国军人之间、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并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上绘就了彼此相互依赖、友好合作的重要篇章。   一、国内外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7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着手实地了解日军在华北、东北的基本情况、作战特点,我军的政治、军事情况,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同时利用我边区有利的地理位置为美海军提供作战用的气象情报。他们两批共18人,先后在延安地区留住两年多。在此期间,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还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以和平与安宁的共同目标与追求,锤炼了中美两国军人之间、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并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上绘就了彼此相互依赖、友好合作的重要篇章。


一、国内外战场的有利形势


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之所以得以成行,当时国内外的战场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就国际范围来说,1944年的欧洲战场形势一片大好。苏联军队对德国军队的攻势十分强劲,步步逼近侵略国本土。与此同时,美、英等国联军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顺利开辟了第二战场,德、意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彻底溃败已成定局。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情况稍有不同。日本侵略军尽管面临同盟国联军的巨大攻势压力,但仍保存有一定进行顽抗的作战力量。中国战场是同盟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然而,蒋介石长期来对抗战所取的消极态度和国民党军队长期来在抗日战场的无所作为,使美国政府很是失望。而中国敌后战场在对日作战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整个抗日作战中的地位却引起了盟国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失时机地彻底摧毁日军的最后顽抗,减少自身军队的损失,缩短整个战争的进程,美国方面希望能在中国找到一支真正坚持抗战、能够真心实意同美并肩作战的武装力量,并事先与之建立互为信赖的战友关系,以便日后共赴抗日战场。这便是罗斯福总统向中国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的主要战略考虑。

就中国国内的形势来说,长期以来,国民党为了不让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寇侵略斗争中进一步扩大影响,一直限制舆论媒体对之进行报道,更不用说让外国军事人员访问延安。但1944年的夏天,情况却有些不大一样。中国战场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对其限制稍作放松。

1944年1月,日军拟定“一号作战纲要”,发起侵华以来较大规模的一次战略进攻。

面对日军有计划的掠夺攻势,国民党军队却不做任何认真的抵抗准备。河南战役打响后,许昌和临汝相继陷落。5月25日,洛阳被占。6月18日日军攻占长沙。至此,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诚意及其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已完全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甚至致电蒋介石,提出由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推说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并提出:与美方“军事之彻底合作,必须以政治合作为基础。”这个政治合作,明眼人都知道,是指对中共的政治合作。

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和政治、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加上6月18日来华造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这才勉强同意了美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的安排。后来,毛泽东在欢迎使团到来的宴会上风趣地对美国客人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说服工作。”


二、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


那么,中国共产党方面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来访又是怎样看待和对待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

1939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文本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单单为了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而且是为了维护东方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而进行的战争。它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那么,要消灭共同的敌人,就必须联合一切为正义而战的国际朋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重要军事策略思想,早在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作过清楚表述。他说:“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

毛泽东还清楚地指出:中国的抗战离不开外援。同样在1939年1月,他曾明确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地依靠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毛泽东的所有这些言论集中说明了一个观点,即中国的抗战同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必须联合一切可争取到的进步力量共同对付强敌。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1944年夏,延安迎来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外交举措非常重视,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有很大的意义。6月29日,他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观察组来延安问题,并作出决定:向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作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

为了做好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周恩来还专门为此草拟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44年8月18日下发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指示”要求大家把对外国记者和美国人员的接待,作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切实做好,作为将要走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岗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外交工作认真做好。

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人先后多次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8月23日,毛泽东还亲自同“迪克西使团”(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美方称谓)两位政治官员之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的长时间谈话。在这之后,直到1945年8月16日使团被正式撤回,先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中美双方人员有了更多的广泛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建立了难以忘怀的战时友谊。

按照规定,观察组须定时地向美国政府发去他们关于中国敌后边区各方面的所见所闻。正是由于观察组许多成员的如实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军政素质和战斗能力及其抗敌业绩,才得以按其本来面貌,而不是经过国民党有关部门蓄意歪曲后呈现到美国国家最高决策人的面前。这对加深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军民抗击日寇入侵的战场上举足轻重地位的认识,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战时情谊 弥足珍贵


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在履行“迪克西使团”使命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我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考察和同我广大抗日军民的直接接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实实在在的抗日战争和敌后边区建设,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而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和艰苦性,他们则感同身受,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的惠特尔赛中尉在太行山的榆社县堡下村遭日寇杀害,从此便长眠在这远离家乡的热土上。战争时期,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血火的洗礼,锤炼了两国军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纯真友谊。而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战时共同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对那段生活所具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人民间真诚友谊的重要动力。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青年时代在中国生活过,接触过中国文化,又精通汉语,并对抗日战争背景有一定了解。在执行“迪克西使团”任务期间,他深入到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了解中国军民边浴血抗战边建设家园的真实情景,并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伟大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信念: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民合作抗日,是美国在亚太战场赢得胜利的惟一正确选择。

他的回忆录《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一书,通过记述他本人和他同事们参加军事观察组的亲身经历,展现了中美交往史上许多十分珍贵的场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革命圣地延安的精神风貌。由于这本书以铁的事实检讨了美国一段时期对华政策的失误,所以为书作序的美国知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指出:“约翰·高林拯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卷失去的篇章。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使美国在亚洲避免两次失败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而,“这本书值得美国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公民仔细阅读。”广大读者从索尔兹伯里这些话中不难看出约翰·高林这本著作所包含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和对促进美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约翰·谢伟思是“迪克西使团”中又一位毕生致力于美中友好事业的知名人士。他曾向自己政府提出过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政策主张,并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尽管上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他备受歧视,横遭迫害,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却从未减退。雨过天晴后,他先后六次偕夫人一起访华。1984年,为了重温战争年代在延安听过的关于长征的动人故事,谢伟思还陪同索尔兹伯里千里迢迢重走了一次长征路。

当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民抗敌御侮正义事业的美国好心人,远不止军事观察组范围之内的各位朋友。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一位,是埃文斯·福·卡尔逊。在抗日战争中,他冒着炮火,深入到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枪林弹雨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甘共苦,以后又写了《中国的双星》等著作,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倾慕之情。美国对日本宣战后,他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组织了卡尔逊突击队,参照八路军的作战经验,袭击日军占领的岛屿,获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为太平洋上的抗日作战和世界反法斯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日本投降后,他发起组织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在争取美国实行进步的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贡献。

上面提到的约翰·高林、约翰·谢伟思和埃文斯·福·卡尔逊三位先生以及其他这里未提到的胸襟和思想都跟他们近似的“迪克西使团”的美国朋友们!你们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和理解、帮助和支持,我们将永远铭记心间,并将把这作为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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