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东北战败:用人不当 未收容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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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考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相信读者对这段历史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判断。


[共军闯关东北]

中G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G尤其紧要。

远在1945年4月,在中G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G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G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

从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G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G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9月15日,成立中G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G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 “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在甚短期间,中G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G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G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G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G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G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G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对于中G不甚了解。虽然苏联红军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斯大林对中G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 《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大战已不可避免。蒋中正接到杜聿明5月14日之攻击计划后,担心此役(“四平街会战”)成败,乃特派父亲于5月17日赴东北巡视督战。时父亲已发表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部长,6月1日即将就职,名义上国防部部长乃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蒋派遣他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部长往东北督战,亦见其对四平之役的重视。

5月17日,父亲飞抵沈阳。次日,5月18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 “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

5月30日,蒋中正偕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并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父亲无奈,只得于31日离开长春。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令。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G中央大为震动,于6月3日电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

其实蒋中正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在北平就下令停战。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里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促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蒋中正在 《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G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G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在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肥’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结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才,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 “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随着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陈诚下台。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有这样的结论:“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G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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