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高层援越抗法决策始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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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美援朝,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与抗美援朝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越抗法,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则是相对陌生。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亚洲二战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应越共中央要求,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毅然做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成立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国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两位越南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这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随同出访。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带着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之间联系。刘少奇还亲自为罗贵波写了介绍信:“越共中央: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援越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但毛泽东仍对于这项工作给予高度关注。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并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刘少奇表示: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回来后,中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制定援助计划。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还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但由于法军的入侵,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样会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仍然兑现了其诺言,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的带头,随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越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斯大林希望把援越的重任交给中国来办,理由是中国与越南是邻居,熟悉越南的情况,而苏联需要医治二战给苏联和东欧带来的战争创伤,担子很重。斯大林有意冷淡胡志明,在胡志明2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经毛泽东耐心地劝说,斯大林才在几天后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胡志明。


胡志明建议苏联为越南提供10个步兵师和1个高炮团的装备。斯大林说:“越南的要求不高,如果苏联和中国分工,一定能够满足越方要求。苏联当前对东欧国家存在许多忧虑,由中国先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国没有的装备,可以先将苏联提供给中方的装备援助越南,然后再由苏联偿还中国。”斯大林说:“中国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援助越南的装备是旧装备,而中方将获得苏联偿还的新装备。” 毛泽东说:“越南需要10个师的装备抗击法国殖民者,目前须在越北方首先装备6个师。越南可以立即派人前往中国领取武器装备。广西将是越南的直接后方。”胡志明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但斯大林不愿意承担责任,胡志明的这个想法泡汤了。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行程中,胡志明忐忑不安地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这个敏感的话题。胡志明诚恳地说:“我们更缺乏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希望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


毛泽东等于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1950年3月,越共中央决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歼灭那里的法军。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选调若干军、师、团、营干部担任越军军事顾问的建议。中共中央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由广西壮族出身的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


1950年9月24日,罗贵波返回北京汇报工作。在刘少奇和朱德接见过后,毛泽东也要见他。毛泽东听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后,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恩来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的打算吧。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的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泽东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要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 毛泽东还亲切地询问起罗贵波的家庭情况。当罗贵波说起妻子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


1950年5月20日,中央军委电令赴越任军事顾问职的团以上干部到北京,等候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韦国清是军事顾问团团长,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第三野战军中有“小诸葛”之称。他于2月携新婚燕尔的妻子许其倩匆匆来到北京,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挑选了一批干部作为军事顾问。6月27日,韦国清率20余名顾问、秘书、机要人员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刘少奇、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做出具体的指示。因为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夜间持续工作,当时刚刚睡下,刘少奇和朱德便没有打扰他。在接见快结束之时,毛泽东走了进来:“哎,睡不着啊。”毛泽东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不熟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个人情况。毛泽东对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作了明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然后仗便越打越大。”刘少奇补充说:“你们去后,要帮助越南建设一支正规军队,逐步能进行正规作战,并且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仗打起来了,会有许多伤亡,要大批培训干部。”


毛泽东还说:“这次请韦国清同志当顾问团长,本来是叫他到联合国工作的,但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不让咱们进去。以后又想让他去英国当大使,但是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就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同志。”


毛泽东对团结问题叮嘱得尤为仔细,他说:“要搞好团结,我们一定要虚心一些。到了后,见了人家,首先要向人家致歉,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过去对人家不起。好长时间越南是中国的属地。是从汉朝吧,东汉时期不是有个‘马革裹尸’的马援吗?是东汉的一员大将,就是他征服了越南。‘马援征交趾’,就是这么回事。马援被封了个伏波将军,历史上就叫他马伏波。他带的军队,大部分没有回来,就在当地和当地妇女结婚,成家立业。以后历代王朝派去的军队,也多是这样。”


毛泽东的关心还细致到了顾问团成员携带的物品上:“他们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朱德说:“他们有个单子,还得叫下面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大必要,或者不要那样多,如手表、皮鞋、派克钢笔等等。”毛泽东说:“总司令批了就行了,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刘少奇和朱德都说:“好,就按这个单子吧。”毛泽东还说:“你们的津贴也增加点,还要给些安家的东西吧。按老习惯,以救济的名义给些小米什么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作一作。还有什么特殊困难,有就解决。韦国清同志,这些事情就都委托给你了。”


接见结束后,韦国清率各级顾问赶赴南宁集中。8月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亲自为他们壮行。12日,中国军事顾问们抵达越南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出我军著名战将陈赓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帮助指挥战役的决策上,毛泽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时予以具体的指导。当陈赓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在重大战役的决策发生矛盾时,毛泽东、胡志明都坚决支持陈赓。


1950年8月,陈赓到达越南军队即将发动的边界战役的前方指挥所。关于如何选定战役的突破口,越南人民军中从上到下都主张先打法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高平。陈赓、韦国清和军事顾问团认为,以越军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拿下高平的,主张先打高平的外围据点东溪。为说服越军干部,陈赓与韦国清在两次干部会上专门讲了先攻打东溪的理由,最后使越军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给陈庚去电表示支持:“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大仗。目前不要直接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正确的。”


9月16日,攻克东溪的战役打响了。17日顺利攻克。攻克东溪后,韦国清的肠胃病发作,不得不回广西龙州陆军医院治疗。10月3日,当驻守高平的萨克东兵团弃城南逃,企图与援助的勒巴热兵团会师时,陈赓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勒巴热兵团,而后转移兵力歼灭萨克东兵团,不能让他们会合后南逃。但越军在追击过程中行动迟缓,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认为部队打了4天仗,已经很疲劳了,要求休息一下再打。陈赓坚决反对,“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没有仗可打了”,二人僵持不下。陈赓只好一方面给胡志明主席写信,另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军委发电。胡志明支持了陈赓的意见。10月6日,毛泽东复电陈赓指出:“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迅速、坚决、彻底加以消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此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说明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布置。只要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战役事态果然如陈赓所料,越南军队全歼勒巴热兵团和萨克东兵团,此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约8000人,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此役打开了中越边界交通线,极大地改变了北部战场的敌我战略态势。




10月14日,胡志明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高平七溪战役(指边界战役)我们已获全胜。这胜利之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共、苏共之尽量援助。滇、桂、粤之同志们忘我地、热诚地、不辞劳苦地执行你们的指示而给予我们以直接的援助。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总之,我认为这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我不说‘谢谢你们’的客套话,而说‘今后我们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地争取最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希望与伟大的帮助’。”


11月1日,陈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中国。虽然陈赓在边界战役上与武元甲有着一些分歧,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反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5年武元甲到北京办事。陈赓同中国国防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到机场迎接。陈赓穿着军装,佩戴着首批授予的大将军衔。他陪武元甲参观了故宫,还邀请武元甲到他家做客。1957年,武元甲再次来到中国,陈赓带着他参观了陈赓任院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观看了基层训练。陈赓还建议越南方面派遣军事干部到该学院学习,培养正规军队的重要专业人才。之后,陈赓带着他观看了哈尔滨的冰上表演。每次到中国,武元甲都去探望陈赓及其家人。武元甲说:“他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一位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和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位忠实、亲切、重情谊、充满乐观和热爱生活的人。他是越南人民军的伟大朋友。”1961年3月16日,陈赓心脏病突发病逝,武元甲感到十分悲痛。在2003年陈赓诞辰100周年之际,武元甲专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向曾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过越南人民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向陈赓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这是后话。


边界战役后,韦国清深感越南人民军素质亟待提高,于是加强了越南人民军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统一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经过一年的工作,使人民军在部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加以此时韦国清的身体欠佳,便回国休养。回国后,韦国清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


1951年冬,朝鲜战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毛泽东得以有较大的精力关注越南的战局。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开辟越南西北战场,夺取西北和上寮地区,尔后向中南部发展,夺取红河三角洲。且西北地区法军只有8个营又41个连的兵力,守卫着144个据点,兵力薄弱。毛泽东与刘少奇商议后,把向越南党中央提出此建议的使命交给了罗贵波,并由罗贵波兼管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1951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关于越南抗法战争总战略的建议。胡志明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认为,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事关重大,最好请韦国清同志再去越南,帮助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51年12月10日,西北战役结束,越南人民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2.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万人口。西北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取得的,正如韦国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战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时所说的“从义路到安州作战,全根据毛(泽东)、彭(德怀)指示原则,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主动发起攻击作战……”


在西北战役过程中,越南人民军一度攻坚不下。胡志明、武元甲等人几次找到罗贵波,希望中国能出兵援助。罗贵波建议云南部队出兵直接配合作战。毛泽东坚决反对,复电指出:“不出兵这是早已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现在再出兵,就会把整个部署打乱,对全局不利。”胡志明表示理解。


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越南人民军的浴血奋战下,法军在西北和上寮接连遭到残败,法国驻印支远征军总司令沙朗被撤职,亨利·纳瓦尔将军接替了沙朗的职务。纳瓦尔推出其所谓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两三年内扭转战局。法国政府也抽调了12个步、炮兵营增援,使法军在印支共集中了84个营的兵力。美国政府也投入4亿美元,组建越南伪军,支持法军。


中共中央于1951年8月下旬两次提出战略方针:“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北部地区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出高棉,威胁西贡。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同时扩大人民军本身,主动地各个歼灭敌人和逐步地削弱敌人。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再次派已回国的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书房中再次接见了韦国清,彭德怀陪同接见。毛泽东问韦国清:“你对纳瓦尔计划有什么看法?”韦国清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韦国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毛泽东说:“他们想走直路,可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红河三角洲,条件还不成熟。还是要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所证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没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还要对人民军的高级干部多做些解释说服工作。”毛泽东接着还详细谈了今后应向中南部作战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以后奠边府战役的蓝图。彭德怀还要求韦国清将总参谋部截获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的法文文本带回去给越南的同志看看。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


10月27日,胡志明接见了韦国清。胡志明很高兴地对韦国清说:“感谢你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两件很好的礼物。一是毛主席对今后作战的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认为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实行这些方针和措施,一定能够粉碎纳瓦尔计划。我已经发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表明我们的态度,坚决照办。再是纳瓦尔军事计划法文本,这对我们也很有帮助,使我们在全局上更了解敌人。武元甲同志看过纳瓦尔计划后,受到不小的震动,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拥护先解放西北、上寮并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接着,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同武元甲等越方将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为了实现冬季作战计划,越南军队总军委于11月19日到2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也是越南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12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了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并决定成立了以武元甲为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中共中央军委也答应提供进攻奠边府所需要的物资供应。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颗,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颗,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但越方对我援助物资保存状况很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51年5月2日,刘少奇致电罗贵波、韦国清并转告胡志明:“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检查,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又如去年送给越南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以上事项,望注意并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


从1953年12月起,越南人民军集中4个主力步兵师共4万多人,长途奔袭,将法军精锐部队1万余人包围在奠边府。随后,越军惟一的工兵炮兵师也赶到前线,并将中国援助的重型榴弹炮拉到奠边府战场。中国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和越军作战局中国顾问茹夫都在奠边府前线协助指挥。中国军事顾问于步血、董仁、徐成功分别担任越军主力师308、312、316师顾问,协助师长指挥。中国顾问马达卫(后为原野)是越军炮兵顾问。中国高炮顾问甚至配属到了连一级单位。


越军于1954年3月13日发起进攻。法军采用“添油战术”,不断向奠边府战场空投伞兵,补充战场损失。5月7日,奠边府法军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此役共歼灭法军1.6万人,击落击毁飞机62架,使法军在印度支那的精锐兵力几乎全部丧尽,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推动了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使会议最终达成了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


1954年8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据越方的建议,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中国赴越南顾问团的使命,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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