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hn constantine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 (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而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震撼,论据必须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其实不能说,这个理由完全不成立,但是它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民主下的独裁,和真正的独裁。在国家出现崩溃的情况下,要整治国家,确实是需要一些独裁手腕的。但这种独裁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主制度下获得。比如普京发动车臣战争,便是一种独裁,他可没有开会开会再开会,而是说打就打了。但要了解的是,这种独裁是在民主的大前提下的。实际上,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都是独裁者。布什难道不独裁?布莱尔难道不独裁?只不过这些人的独裁权利,每四年就要被检验一次而已。)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放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

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 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偏袒却是毋庸置疑的明显。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马上就要宣判了。

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

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瓦伯格是音译,就是当今瑞银华宝中的华宝。)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大通曼哈顿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 ”

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 G。 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重装甲,德国陆军就和苏联签了个十年条约,在苏联培养装甲和空军人才,好像喀山就有这么个基地,古德里安也是苏联学习过的。),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

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

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

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

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 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脸

“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

——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

“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可是呢?

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

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