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中苏“间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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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内电视剧掀起一股“谍报热”,无论是此前的《暗算》,还是近播的《潜伏》,都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这些电视剧都是写国共两党较量时的情报斗争,属于“内战”系列,而对于国际上的情报较量,中国人的记忆大多比较遥远,除了电影007里的詹姆士·邦德,大家记得的估计都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间谍,如左尔格、川岛芳子等。在现实生活中,国际间的情报工作也很活跃,著名的机构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前苏联的克格勃(KGB),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六处等等。


中国和前苏联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从合作到交恶,再到和解的过程。而在中苏交恶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间谍事件。


在“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打大仗。不过,大仗终于没有出现。而两国互抓“间谍”事件,也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记得那个著名的活捉苏联间谍的故事。只是由于保密的原因,大家只知道中国抓了苏联间谍,但不知是中国事先设下了圈套,更不知这个故事还有续集,接下来,苏联也设了圈套,抓了中国的“间谍”。此事在中苏和解后,中苏外界圈的人经常把这件事当作笑话来讲。


先说,故事的上集。


1967年4月,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第四任主席(15年后,成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


由于安德罗波夫此前从事外交工作,因而,其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大肆利用外交官在国外从事间谍工作。一段时间里,大批苏联外交官因为从事情报工作,被多个国家驱逐出境。


在国际社会大抓苏联外交官间谍背景下,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那么,此时抓几个苏联“潜伏”间谍,则既可揭露苏联的阴谋,也可大涨国人爱国热情。


机会来了,一个叫李洪枢的中国人出现了。


李洪枢1967年从新疆叛逃至苏联。据说,李洪枢出身地主家庭,因文革期间度日艰难,才被迫逃到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收罗过去,成为一名特工,此后多次被派遣回中国收集情报。由于李从未失误过,故深得苏方信任。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在大庆被抓获。后李洪枢供述,其带有一个“情报发射器”,可以与苏联驻华使馆内间谍进行联系。中国高层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在北京布下圈套,抓捕苏联间谍。


李洪枢被押解至北京后,与苏联使馆内的克格勃特工取得联系,约定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接头。西坝河就是现在北三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那个西坝河,当时北京城区没有那么大,西坝河已经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国公安人员和民兵提前潜伏在附近,并安排电影摄像机随行拍摄。


据《人民日报》报道,1974年 1月15日夜,北京天气异常寒冷,大街小巷行人稀少。


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匆匆驶出苏联大使馆。


这辆车穿街过巷,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在离北京市区约4公里左右的北环路上一个较暗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手里拎着一个大旅行包,矮个子穿着中国式蓝色制服,戴着中国式单帽,他们一起向前面一百多米的西坝河桥走去。


当时的西坝河桥长约30米,宽约15米,这两个人快到桥上时,左顾右盼,见四周无人,忽然向桥下跑去,消失在夜色里。除了藏在桥下的两个人,伏尔加轿车里还有三个人,两女一男,这几位见他们的同伴藏在了桥下,随后调头向西北方向快速离去。


藏在桥下的两个人和车里的三个人都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


报道说,在离开苏联驻华大使馆之前,这些人对伏尔加轿车进行了全面伪装,他们改装了汽车尾部的电路,使得踩刹车的时候尾灯不能亮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被人发现。


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就是那两个一高一矮从车上下来,消失在桥下的人。他们到桥下后躲在了一棵大树下,这里满是田野,一片寂静,除了远处的几声狗叫声外,偶尔只有几辆汽车从桥上驶过,看不到半个人影。


大约在9点10分,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已经在桥下等了约半个多小时,此时,西坝河桥的西面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在桥上徘徊片刻后,来到了桥头的东北角,其中一人忽然向桥下说了一句俄语:“我是阿麟”,随后听到桥下有人同样用俄语回答道:“我是白桦”。


随后,桥上的两个人来到了桥下,桥下的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紧紧盯着下来的两个人,又重复了接头暗号,完全接上后,谢苗诺夫一把将其中的一个人抱了起来,而且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那人将一个口罩交给了谢苗诺夫,而谢苗诺夫也将一个手提包交给了来人。


就在交易完成之时,西坝河桥上空忽然升起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又是几颗白色的照明弹。随后,许多警察和民兵就冲了上来。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被抓获,而李洪枢则趁乱跑走,不过,不久也在北京怀柔落网。


我那时只有10岁,当时从广播中得知中国抓获了苏联间谍,听后非常兴奋,觉得刺激,大受鼓舞,我们的伟大祖国太厉害了。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是“修正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我们对苏联的简称就是“苏修”。其时“反帝反修”,就是指反对美国和苏联,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个配角,苏修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


中国外交部随后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这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


整个过程被拍成了电影纪录片,到处播放。随后,还有一部以此为背景的故事片《熊迹》面世,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了。(待续)




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的一份供词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电]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收苏修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我被抓住以后,经过政府交代政策,反复教育,认识到我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我背叛了祖国,被苏修利用,充当了苏修的间谍,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我万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规定的接头暗号是由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答:“我是白桦!”还规定,如当晚有危险,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执行。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代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后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又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噢,亲爱的阿麟!”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惶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着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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