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失败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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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

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失败始末



随着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国际上不少机构在积极研发新疫苗,以阻止疫情蔓延。不过,疫苗从研发到人体接种,得有个过程。那么,疫苗的应用为何急不得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惨痛教训的。

1.33年前源于迪克斯堡的猪流感


人类在历史上饱受流感蹂躏,但自从美国在1944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支流感疫苗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不过,这并未一劳永逸地消除流感病毒的威胁,因为流感病毒会产生变种。也就是说,某人从某次流感中康复后,获得的免疫力不能保证其逃过下一次流感。所以,对付新型流感,就得靠新的疫苗。但是,应用新疫苗,也是有风险的。


5月5日,《今日美国》报以“从1976年猪流感应对失策中吸取教训”为题,提醒人们注意甲型H1N1流感暴发带来的医疗和政治风险。文章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前部长米切尔·里维特上周奉劝在任的内阁成员们阅读《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这本书不是一本应景的速成书,而是出版于1978年。题目中所说的猪流感发生于1976年,当时的公共健康部门官员促使美国人接种以防范流感,结果许多美国人在接种疫苗后得了一种罕见症状,一些人因此死亡。”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网站上的《1976年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猪流感事件》一文,就详细介绍了此事。迪克斯堡是美军的一个大型训练营。每年年初,大批新兵告别平民生活,来这里接受基本训练。1976年1月,约有1.9万名军人驻扎在这里,其中有32%是新兵。1976年2月5日,一名18岁的新兵戴维·刘易斯在雪中受训后,说自己感到疲乏虚弱,接着因流感引发肺炎,于次日死亡。刘易斯很年轻,身体健康,不应死于一般性的感冒,他的死亡引起科学家的注意。两周后,CDC宣布刘易斯死于一种新的猪流感,是H1N1型病毒的变种,官方将其命名为“A/新泽西/1976”猪流感。


幸运的是,偌大的迪克斯堡只有刘易斯死去,与他一起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其他4名士兵,在经过隔离检查后均安然无恙,病毒并未传播开。CDC不敢掉以轻心,通知全美所有医院警惕任何猪流感病例。


一般来说,3月份是流感季节结束的日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流感趋于式微,而且迪克斯堡以外的地方也没一例猪流感疫情上报,但这种令人乐观的态势并未让美国医学界和政界安心。这是为什么呢?


2.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从未如此低


已故的理查德·纽斯达特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建者,他在1978年撰写的《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一书中,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当时医学界流行“十年周期律”的说法。即从大流感暴发的周期来看,流感病毒的传染机理大约每10年或更长时间就产生一次大的改变,这经常导致一种新型流感病毒的产生,几乎无人能对这个新“魔鬼”免疫。美国在1946年、1957年(全美死亡6万人)和1968年发生的流感疫情都符合这种发作模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流感专家埃德温·吉尔博恩就持这一观点,即流感的全国流行约以11年为周期;在CDC确认迪克斯堡猪流感病例的当天,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流感大暴发恰好以11年为间歇期,根据上一次流感暴发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下一次流感大暴发可能是在1979年,这意味着关注公众健康的部门必须毫不迟疑地准备应对下一场迫在眉睫的自然灾难。”


类似的言论使医学界和政界十分紧张,迪克斯堡的猪流感疫情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将人们的担忧提前引爆了,人们对流感大暴发极其恐惧。


1976年3月13日,CDC主任戴维·森瑟尔向国会提交报告,申请拨款,以研制足够多的疫苗来为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以防猪流感扩散。


美国朝野对此计划表示一致支持,因为1976年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也是总统大选年,越共一年前攻下西贡实现统一,这宣告美国的越南政策完全失败。美国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从未如此低下。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渴望抓住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建国200周年之机,做点事情博得公众的好感。天灾当前,还有什么能比让民众免受流感之灾更好?


3.不听专家意见,政界固执己见


但此后的形势出乎人们的意料。


1976年3月14日,美国政府启动了流感紧急状态。1976年3月24日,福特总统邀请有关医学专家到白宫开会,问他们:“美国是否面临猪流感的暴发,需要进行全民接种么?”在座的专家回答:“是的。”会后,福特召开记者招待会,敦促国会拨款1.35亿美元研制疫苗,以实现全民免疫。


国会立刻对总统的提议表示支持,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一下子通过了1.8亿美元的款项。1976年4月15日,福特签署了这个法案,夸张地对媒体宣称,迪克斯堡猪流感堪比1918年大流感(有统计数据称,美国当时死了67.5万人),因此要在1976年10月进行全民接种免疫。


到了1976年7月,医学界的态度开始转变,多数专家认为1976年的流感疫情不会导致100万美国人死亡,从刘易斯身体中提取的流感病株远不如1918年大流感留下的病株致命,现代医学在处理流感暴发上要比一战中的医生好得多。世界卫生组织让所有的医院严密防范猪流感,但没有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免疫动作。


不过,没人能阻止美国政府的脚步。国会开始对制药企业施压,督促他们加快流感疫苗的研制。制药企业认为,要研发出合格的疫苗需要几年时间的试验和临床试用,让企业研制和分发一种未经试验的药品实在是勉为其难。制药企业表态:“如果疫苗出了问题,企业能免于诉讼的话,他们可以研制得更快。”国会对此予以拒绝,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6年8月2日。


这一天,两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参加完该协会在费城召开的大会后,死于一种特别的呼吸道疾病,这个消息让国会议员们坐立不安,他们认为来自费城的报道传达了一种暗示:两人之死是1976年流感大暴发的开始。国会终于同意在疫苗安全问题上为制药企业免责,疫苗研制工作也就相应加快了。


1976年8月5日,福特总统签署了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拟对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同意在“疫苗出现问题时”为制药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免疫行动即将拉开序幕。


4.三位老人接种流感疫苗后当即死亡


1976年10月1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到1976年10月11日,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24%)接受注射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接种时采用的新型压缩空气注射器也让美国人耳目一新。福特总统对计划的顺利开展很是得意,他接受流感接种的照片出现在很多大报的头版。但在1976年10月11日晚,免疫计划遭遇第一次打击:匹兹堡市的3位老人在接种后当即死亡。媒体闻风而动,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仍将3人的死亡与流感免疫计划联系起来。政府此前担心的是猪流感,现在担心的则是民众恐慌了。


匹兹堡3位老人的死亡使免疫计划严重受挫,此后的事故更是使这项计划雪上加霜。几周之后,有关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报道见诸报端——一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了麻痹性的神经肌肉紊乱。美国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残”。1976年12月16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寿终正寝。


据医学家哈珀博士事后统计,当时共出现了约500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其中25人因为严重的肺部并发症而死亡。时隔多年,1976年流感疫苗接种与格林-巴利综合征之间的关系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虽然有人称两者没有关系,但2009年的美国《药物安全》杂志还是认为:“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病因尚不能完全揭示,但普遍认为身体受到免疫刺激对发病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疫苗对免疫系统有影响,显然免疫行为与随后发生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是有关系的。”


福特总统用保护美国人健康来赢得声望的想法破产了,他在年底的大选中输给了卡特。专家们预料的1976年大流感也没暴发。


1980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称,美国销毁了剩下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


1976年美国猪流感免疫计划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美国人”的黑色记忆,导致美国人对流感疫苗的恐惧至今挥之不去,也让美国政界在应对后来的流感时,不敢再轻易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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