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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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2009年06月10日09:4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2009年06月10日09:4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这一次,回家的路如此遥远:从鸭绿江那边的朝鲜,回到中国。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经过58年,终于到达家乡,到达家人的手里。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这似乎不太合“规矩”,而这些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烈士,几乎已被家人遗忘。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2009年4月,李红旗带着媳妇去四川。

从河北老家保定乡下出发,经过石家庄,坐上火车去成都,有将近两天的旅程。这是李红旗第一次出远门,此前这个37岁的男人最远只到过北京和天津。一路上,他都背着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有2000元,还有一张薄薄的蓝色纸片——一份抗美援朝烈属证。证书的主人周明星,四川中贤县狮子村人,曾在339团九连服役,1951年2月牺牲于杨子山战斗中。

几个月前,成都一家报社来电话,想跟踪采访李红旗寻找周明星。对李红旗来说,去四川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他一直犹豫不决。一周前,报社记者又来电话,说一家民营博物馆愿意赞助李红旗去四川的路费。附带的条件是,如果找不到周明星的家人,要把这张烈属证捐给那家民营博物馆收藏。李红旗答应了。

说起来,李红旗这次旅行的起点,始于11年前。那时他刚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儿,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清楚地标明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

收藏古玩是农民李红旗的业余爱好,虽然他也分不清楚这些所谓的“古玩”是真是假。但这一次,他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什么,一张破纸五百块?”新媳妇没给他好脸色,强烈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带着死亡的气息,在乡下人看来是“晦气的东西”。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以及另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开战争记录,里面记载了几次军事会议,以及备战的情况。

“嘿,这次捡到宝贝了。”

为了确信买到的东西是“真家伙”,李红旗继续和摊主聊天。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从收旧货的那里淘来的。”“收旧货的从哪里搞到的?”

“听说是从一个部队的旧货仓库里收来的,部队换防,扔掉了很多旧东西。”

李红旗心里美滋滋的,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没搭理媳妇的话,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带回了家。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收起烈属证,嘀咕几句,觉得父亲是年纪大了,“脑子有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老父亲不时会对李红旗提起这些烈属证。“你说,你出个门我多担心啊。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千年字儿会说话。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冬天里,很多战士连双鞋都没有,光脚在雪地上行军打仗。物资奇缺,一些指挥员呼吁上级“给配给些照明的煤油”。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他越来越朴素地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 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他最先能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石+唐)河县。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找过了,没有。”对方挂掉电话。

李红旗接着再打过去:“你给我找找你们领导呗。”

“找领导干吗?”

“我有个事儿,我有几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想给人家送回去,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给查查。”

“我就是领导。不是给你说了找不到吗?我们真的找过了,没有(石+唐)河县。建国前后那段时间,地名管理特别混乱,有的地方一个月改两三个地名,真找不到。要不,你去河北省档案馆试试?”

从114查到河北省档案馆的电话,几次查询的结果都一样,说是没有(石+唐)河县。李红旗一下子就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古玩市场几乎成了李红旗唯一的线索。每次去,他都要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建国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想找(石+唐)河县。摊主轰也轰不走。

李红旗出外打工,也在打听(石+唐)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别人听说他要送还烈属证,大多哈哈一笑,以为是个笑话。也有人对他说,或许是烈属证写错了,河北根本没有(石+唐)河县这个地方。

几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寻找烈士的事毫无进展。

一次,李红旗偶然看到一张现在保定的地图,上面有条河叫唐河。“哎呀,还真有个唐河啊!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再一查,此唐河归唐县管。

李红旗给唐河县民政局打电话。“你们那里1951年是叫(石+唐)河县吗?”“那么早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里有张烈属证,写的是(石+唐)河县。我想给人送回去,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地方。”

“你等半小时再打来,我找找去。”

过了半小时,再打去,对方说唐县历史上从未叫过(石+唐)河县。

李红旗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寻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

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致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能够立刻识别出他来。

“你别再打我们电话了,我确实找了。我得为人民办事,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可真没有(石+唐)河县。”

希望再次破灭。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烈属证的左半边并不齐整,有明显的手撕痕迹,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志愿军部队的印章,显然属于原件,李红旗猜测,另一半还留在部队的存根上。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他的一个亲戚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看过烈属证后,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这些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可是,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石+唐)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他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进展。这一次,结果让李红旗“蹦了起来”。

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回家一说,全家都跟着高兴。“忒美了,比结婚还高兴,真的。”

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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