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殇--汉服消亡史之朝鲜使者眼中的剃发易服

st★punk 收藏 9 5393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明朝官员画像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承接明朝官服式样的朝鲜官服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石氏族人捐献的明朝五世祖石画像

引子:不易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 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满清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 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使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同样以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喘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近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醒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荣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就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会时时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 (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直抹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提法的一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荣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奢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有戏台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以为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资,痛哉”。不过,稍候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是真的吗?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供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引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 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高的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模糊,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启示。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足官员觉得“清国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轮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了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识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谦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利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23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热门评论

满清电视剧太滥,实在让正直汉族反胃,难怪日韩对当今中国如此不屑

日本跟朝鲜一样,也是对穿满清服饰的中国人蔑视至极,经常穿戴明朝儒生衣冠羞辱清朝时去日本的中国人,也是这个时期,日本萌生了中华已亡,论实力只有他才能继承华夷体系下领导者的地位,最后随时代变化慢慢演化为大东亚共荣圈。历史就是那么讽刺,倘若中华不亡于满清,中国到今天一直强大,也许,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今天还是我们的小弟,至少对我们比较友好。呵呵。。。也许,当我们骂棒子,鬼子,越南猴子时应该检讨下,为什么他们在崇拜,敬重中国上千年后的今天却多少有些看不起我们?为什么日本在明朝时愿意向大明称臣,但是今天却压根藐视我们?可悲。。。是我们做的不好?还是古人做的太好?还是什么?

9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