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屡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日本陆军便是急先锋和具体实行者。而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与其中国观有着紧密联系的。自鸦片战争后,因中国的国势衰微和日本的日益强盛,日本逐渐从崇敬中国的范式中淡出,开始形成一种轻视中国的观念。正是这种轻视中国的观念,引导着日本一步步对中国进行侵略,并最终走上全面侵略中国的道路。

一、"轻视中国"观


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冲击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人中国崇拜观念以很大修正的契机是,始于1840年中国在南京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以至割让香港的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等一系列事情。"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开始让日本从中国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败于英国,幕府藩主深表震惊和失望。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在听到清朝咸丰皇帝蒙尘承德时,曾感慨到:"万没想到,清国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国也。以彼国土之辽阔,岂无忠臣义士?自先年鸦片之乱兴,已过数年,而内政仍然不整。......实不知羞辱之甚也。恐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治也。"如此,因中国国势之衰微,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开始发生转变。此后,日本开始关注中国现实,而不再沉溺于古代强盛和虚幻的中国。为此,幕府派遣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随同前去的幕府官员和武士,通过他们自己的亲眼目睹,记下了对中国的印象:"凡逃避贼乱而来之难民......饥渴交困......且政府无力救助,饿死者每日不绝于途","可知清国之乱政矣"。关于中国的军事情况,他们看到"枪支尽为中国制造,甚不精巧。西洋之兵法和器械皆无,只有兵营为西洋之样式。""藩士们看到昔日的'天朝上国'在洋人面前的屈辱,除愤愤不平之外,又对某些中国人的软骨病甚为不满,由此滋生出对华人的蔑视心理。"他们将这些见闻传至日本国内,由此极大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许多人对中国的态度由尊敬变为不甚尊敬,甚至鄙视,一些政治眼光敏锐的人甚至对在西方列强面前惟知步步退让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感到了失望和绝望。"总之,"千岁丸"的上海之行,让日本对中国更加失望和蔑视。


另一方面,日本则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的实行,逐渐走上富强的道路。一方面力图修改与西方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然遭到失败。另一方面却开始将触角伸向邻国,企图"失之西方,补于东方"。自1874年制造"侵略台湾"事件以后,日本步步为营,利用武力恐吓韩国、中国,妄图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于是,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1894年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尤其是陆军,他们亲自接触了中国军队,对其有了清楚的认识。如果说战前日本陆军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尚有所顾忌,朝野上下有一种"赌国运"的心理的话,此战过后,他们则完全消除了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已经腐败不堪,军事力量更是不堪一击。如此,"敌视中国、蔑视中国、鼓吹'大日本主义'的思想空前泛滥。日本被进一步推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⑦正是甲午战争后所形成的这种轻视中国的认识,使得日本在其后的侵略中肆无忌惮。吉野作造也曾这样描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中国观的变化:"我们的前辈......尽管有时把中国视为新文明之敌......加以轻侮,但也承认其在长期的国际对立中作为一个强国的威力。但是到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则......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甲午战争的失败,招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一如藤村道生所说:"清国因战败而暴露了它的虚弱性,并且为了借助列强的势力来阻止日本的要求,反而把过去只限于染指清帝国边境的列强进一步引向了本土。"


此后日本愈益不将中国放在眼里,甚至于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与俄国进行了战争。而清政府却在战前宣称"彼此均系友邦",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还宣布自守"局外中立"另一方面,"因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力、国威得到提升,而与此对比的则是支那的弱势愈来愈甚。无论日本政府,还是国民都痛切地感受到了。"⑩如此,日本陆军则更为轻视中国。"清朝日渐衰弱,威令不行,几近灭亡。军阀诸势力亦呈对立抗争之势。'支那仍是很难看到统一前景的分裂的弱国,如果放置不管的话,就会被列强分割侵占或统治,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认识成了此时日本各界的对支观。简单地说就是视支那为弱国,轻视支那。"王晓秋也说:"自从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胜利之后,一些日本人狂妄自大,越来越轻视中国人。"


二、"乱中图利"观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成立,但由于军阀混战,中国并没有实现统一和民主,仍旧处在列强的欺压中。北洋军阀时期,日本及其陆军在中国扶植代理人,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在华权益。面对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日本陆军派遣的驻华使馆武官深有体会,并对中国的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陆军首屈一指的"中国通"青木宣纯便是一例。此人早在1897年担任北京驻华公使馆武官时,就结识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此后一直驻在中国,与袁世凯保有密切关系,并在袁死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其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前后长达28年之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写的《有关时局的意见》中,主张利用中国的内乱来为日本攫取权益。他将大战的爆发视为"大正首要之喜事,认为天予之机会终于到来",将其看成侵略中国的绝好机会。并提出通过高压外交来达到下述目的:"作为归还青岛的报酬,在我(日本)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袁世凯)......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其它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我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我国制造的。"他同时认为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应断然采取如下之措施,即"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


另一位陆军"中国通"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对华观则更为强硬,他在研究辛亥革命后中国群雄并起的现象后,于1915年4月提出了所谓的"支那并吞论"。该年他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露骨地提出:"值此欧洲无暇东顾之际,应利用此千载一遇之好机会,断然处置支那。非他日而应在今日实行吞并支那为最好。"


当然,坂西之主张吞并中国,是因为他认为:"日本在生存上不可能离开中国,乃日本至要之邻邦。"显然,他的这种逻辑是侵略主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生存和强大建立在牺牲别国的基础上。他的这种观念只能暴露其轻视中国的观念。而这一时期日本陆军的主流中国观也正是这一强硬论。


这一时期,各个军阀以列强为靠山,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也使得日本陆军有机可乘,希望将中国置于日本一国的"保护"之下,并主张将"支那如不依赖日本,任何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这种观念植根于中国国民心中。"山县有朋则认为:"支那几近一年南北政见各异,其争论之点类似儿戏,此乃基于个人主义安息主义之国民性,置国家于度外,互以私见论争,不顾宇内大势,自暴自弃,因循姑息以至今日,实堪叹息。"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则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完全的和平也很难实现。"由此,他说"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合作,同时也要和南方派合作。当然这并不表明他要帮助南方革命派,使中国由此实现和平与统一。正如他说的那样,"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依靠他们能实现国家的统治。"对此,坂西则主张:"不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我皆视之为同志。我想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看来,他所主张的同南方派的合作,既非基于对南方革命派的厚望,亦非为了中国。他们想的只是如何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只要对日本"友好",且能切实维护日本在华之权益和势力,日本就同谁合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陆军的真实面目,亦说明他们始终以日本的利益为先。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已无如此强势的人物,必将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在日本陆军的派出机关中,认为当前中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看法日趋一致。"他们看到因中国军阀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使得整个中国变得支离破碎,呈现一盘混乱的景象。据此认为中国不但无法确保国内的安定,亦无法有效对抗列强的侵略,甚至认为,中国的"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展"。对此,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在1927年所写的《支那救国策》中认为:"支那人无统一国家的能力,因此政府无法统一国民。"驻华武官多贺宗之在《支那能不能统一》中也说:"没有中心的支那,缺乏权威政府统治下的支那......无法期待发现真正的统一......如此来考察的话,统一在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他们对军阀统一中国不抱希望,也没有看到中国新兴势力的崛起。日本陆军驻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则分析了中国无法统一的原因,他在退役前的讲中说:"导致支那今日混乱和疲惫的原因有:在北京的军阀没有政治主张,只是扩张地盘。为了豢养自己的军队,或者为了抢占某块地盘而不顾其他。在南方,滥用三民主义这一虚假主义。"他们这种把中国的不统一归结于中国和中国人自身,显然是一种侵略主义的逻辑。他们不承认自身侵略给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反而一味强调中国自身的落后,只能暴露出其固有的轻视中国的侵略主义面目。


1928年的济南事件,更让日本陆军对中国极端失望。陆军驻公使馆武官佐佐木到一事后说:"面对济南事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我还年轻。"从此,他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认识急剧转变。认为国民革命军和军阀的军队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现在革命军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私兵的意识"。如果不能培养出国家军队的话,拥有私兵的军阀仍会像先前一样割据地方,且此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军部之人大都怀疑国民革命军的真正价值,并轻视之。"1928年陆军大佐本庄繁在给上原参谋总长的信中就忧虑地说:"支那共产党在各地都有相当强的根基,......而且共产党乘支那南北新旧军阀埋头于斗争之机而扩大势力。"他甚至还说:"鉴于最近南方的分裂、堕落,乃至北方统治阶级的怠慢、无责任的实情,支那还是支那。结果,等待能指导大势的大英杰的出现终归无望。"可见,他们对国民革命军和其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持有敌视态度,并不愿承认中国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而逐渐走向统一的倾向。他们的这种认识,表明他们是在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断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正显示了日本陆军所具有的侵略性。


三、"中国非统一"观


1930年12月,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大体完成了统一中国的计划。然而,日本陆军却认为国民政府正忙于"剿共",根本无力对付日本,并认为中国尚未统一。石原莞尔中佐在1931年5月的《满蒙问题之我见》中说:"汉民族社会正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迈进......据吾人观之,支那人是否真能建立近代国家颇有疑问。"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有关满蒙问题》的演说中也认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也很淡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权夺势。因此,要想消除内乱终究无望",中国"依然是军阀争权夺利的时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陆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此后由于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更加滋长了日军轻视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欲望。正如美国学者柯博文教授所评价的那样,由于"在满洲就没有真正的战斗,日本军方首脑对中国军事实力不屑一顾"。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


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辑出版了题为《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小册子。据该书介绍,"国民党的北伐是抱有同现存军阀妥协的想法进行的。因此,一旦北伐完成,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并使革命之气大大衰退。'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鬻爵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滥行苛政与军阀时代无异,这不过是取代旧军阀而标榜国民党的新军阀的出现而已。而且国民党的威令,实质上仅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未能实现先前的全国统一......政客和新旧军阀依然争权夺势,热衷于争夺地盘,中国仍然持续着内乱。"


由此可知,日本陆军仍以旧有的眼光来看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松井石根1935年视察中国后的结论是:"同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而从其接壤地方诸外国的关系等方面来看,支那现在立刻由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我想恐怕会突然变成梦想。"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在1936年4月的东亚调查会的演讲会上也说:"过去日支亲善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个国家而处理造成的。和各个政权合作,并让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才是向着最为实际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为此,日本关东军于1935年推行了分裂中国的"华北分离工作",企图诱降吴佩孚、唐绍仪等人组建华北政权,以对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于1935年10月13日在大连召开的有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冈村宁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等陆军"中国通"、在华武官等参加的会议上,"中国根本不应该统一的见解成了此次会议的底流"。可见他们仍旧想以军阀时代的扶植代理人的方式来实现侵略中国的意图。然世事已变,"在中国,民族国家思想和爱国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此时的中国已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形成了全国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氛围。尽管此后,因中国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使日本陆军内部对中国的认识有所改变,甚至出现了一股"中国再认识论"。陆军参谋本部在1937年1月就认为:"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邻邦支那逐渐酿成了反对内战和国内统一的氛围,且具有自然发生的倾向。"并逐渐克服了"军阀混战时代"。同年3月,有关中国时局的报告中更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在1936---1937年,已进一步完成了对地方势力的驾驭","多年敌对的国共两党进行了合作,此时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统一了民气向上的中国,并正在进行抗日准备。"然而这最终并未能发展成为主流对华观。此时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更加助长了日本在亚洲的称霸野心,最终导致日本走向全面侵华道路。




直到战争后期,日本陆军还以这种陈旧的中国观来看待中国。例如,陆军退役中将、贵族院议员佐佐木到一在1941年所刊行的《我这样看支那》中,还坚持认为1941年的中国和军阀时代的中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支那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是很大的疑问。至少我们不能认为,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支那,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他甚至还认为"支那现在还是十年前的支那,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极端地说是崩溃。"


综上所述,日本陆军内部主流中国观是一脉相承的,即轻视中国,不承认中国的统一进展和现状,无视中国的抗战决心和意志,轻视中国的抗战力量。在他们看来,中国无法实现近代化,也不能建设成为统一的国家。由此,他们所得出的只能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厢情愿地分割统治中国的结论,并由此使日本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