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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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2009年06月10日09:4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这一次,回家的路如此遥远:从鸭绿江那边的朝鲜,回到中国。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经过58年,终于到达家乡,到达家人的手里。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这似乎不太合“规矩”,而这些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烈士,几乎已被家人遗忘。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

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2009年06月10日09:43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这一次,回家的路如此遥远:从鸭绿江那边的朝鲜,回到中国。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经过58年,终于到达家乡,到达家人的手里。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这似乎不太合“规矩”,而这些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烈士,几乎已被家人遗忘。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2009年4月,李红旗带着媳妇去四川。


从河北老家保定乡下出发,经过石家庄,坐上火车去成都,有将近两天的旅程。这是李红旗第一次出远门,此前这个37岁的男人最远只到过北京和天津。一路上,他都背着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有2000元,还有一张薄薄的蓝色纸片——一份抗美援朝烈属证。证书的主人周明星,四川中贤县狮子村人,曾在339团九连服役,1951年2月牺牲于杨子山战斗中。


几个月前,成都一家报社来电话,想跟踪采访李红旗寻找周明星。对李红旗来说,去四川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他一直犹豫不决。一周前,报社记者又来电话,说一家民营博物馆愿意赞助李红旗去四川的路费。附带的条件是,如果找不到周明星的家人,要把这张烈属证捐给那家民营博物馆收藏。李红旗答应了。


说起来,李红旗这次旅行的起点,始于11年前。那时他刚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儿,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清楚地标明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


收藏古玩是农民李红旗的业余爱好,虽然他也分不清楚这些所谓的“古玩”是真是假。但这一次,他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什么,一张破纸五百块?”新媳妇没给他好脸色,强烈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带着死亡的气息,在乡下人看来是“晦气的东西”。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以及另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开战争记录,里面记载了几次军事会议,以及备战的情况。


“嘿,这次捡到宝贝了。”


为了确信买到的东西是“真家伙”,李红旗继续和摊主聊天。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从收旧货的那里淘来的。”“收旧货的从哪里搞到的?”


“听说是从一个部队的旧货仓库里收来的,部队换防,扔掉了很多旧东西。”


李红旗心里美滋滋的,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没搭理媳妇的话,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带回了家。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收起烈属证,嘀咕几句,觉得父亲是年纪大了,“脑子有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老父亲不时会对李红旗提起这些烈属证。“你说,你出个门我多担心啊。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千年字儿会说话。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冬天里,很多战士连双鞋都没有,光脚在雪地上行军打仗。物资奇缺,一些指挥员呼吁上级“给配给些照明的煤油”。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他越来越朴素地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 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他最先能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石+唐)河县。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找过了,没有。”对方挂掉电话。


李红旗接着再打过去:“你给我找找你们领导呗。”


“找领导干吗?”


“我有个事儿,我有几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想给人家送回去,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给查查。”


“我就是领导。不是给你说了找不到吗?我们真的找过了,没有(石+唐)河县。建国前后那段时间,地名管理特别混乱,有的地方一个月改两三个地名,真找不到。要不,你去河北省档案馆试试?”


从114查到河北省档案馆的电话,几次查询的结果都一样,说是没有(石+唐)河县。李红旗一下子就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古玩市场几乎成了李红旗唯一的线索。每次去,他都要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建国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想找(石+唐)河县。摊主轰也轰不走。


李红旗出外打工,也在打听(石+唐)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别人听说他要送还烈属证,大多哈哈一笑,以为是个笑话。也有人对他说,或许是烈属证写错了,河北根本没有(石+唐)河县这个地方。


几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寻找烈士的事毫无进展。


一次,李红旗偶然看到一张现在保定的地图,上面有条河叫唐河。“哎呀,还真有个唐河啊!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再一查,此唐河归唐县管。


李红旗给唐河县民政局打电话。“你们那里1951年是叫(石+唐)河县吗?”“那么早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里有张烈属证,写的是(石+唐)河县。我想给人送回去,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地方。”


“你等半小时再打来,我找找去。”


过了半小时,再打去,对方说唐县历史上从未叫过(石+唐)河县。


李红旗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寻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


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致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能够立刻识别出他来。


“你别再打我们电话了,我确实找了。我得为人民办事,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可真没有(石+唐)河县。”


希望再次破灭。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烈属证的左半边并不齐整,有明显的手撕痕迹,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志愿军部队的印章,显然属于原件,李红旗猜测,另一半还留在部队的存根上。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他的一个亲戚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看过烈属证后,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这些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可是,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石+唐)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他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进展。这一次,结果让李红旗“蹦了起来”。


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回家一说,全家都跟着高兴。“忒美了,比结婚还高兴,真的。”


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你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而他的小叔子早在北平解放前就被抓了壮丁,并且,小叔子的名字不叫吕奎才。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证书本身几乎都要散成四块,一看就是历史久远。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的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


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编导,在看到有关李红旗的报道后,选定李红旗为报道对象,也介入了寻找工作。这一次,李红旗坐着电视台的汽车前往天津寻找烈士李金树的家人。


李红旗熟门熟路地把记者带到民政局。民政局非常配合,立刻给查询。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转奔公安局,在电脑里查找家属李同玉的名字,找到一位,但这位李同玉没有兄弟,家里也没有人当过兵。线索又断了。


失望之余,李红旗又来到《天津城市快报》,再次寻求本地媒体的帮助。


几天后,读到报道的一个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


李红旗随同央视记者前往潘楼村,到了才发现,原来这里离他们几日前寻找的那位李同玉家非常近。


李金树说,他是有个哥哥外出当兵,几十年没有消息。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看来烈属证上的“满楼区张窝管村”,可能是“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的笔误,而“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金树本人因为健康原因,说话已经不太利落。家里兄弟几个,本名叫大柱、二柱、三柱、四柱。他本人是二柱,后来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李金树”。他估计,哥哥大柱可能也是在部队改了名,但他没想到,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金树”。


“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默契吧。”李红旗猜测。


村里的几个老人聚拢来,他们是大柱小时候的伙伴,还大致记得大柱长得圆脸,身体倍儿棒,为人很厚道。


“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就能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说。


在邻居看来,大柱一家是很不幸的。因为家穷,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岁出头的大柱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


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带着媳妇去成都。他随身只带着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


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家人。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还没有来。李红旗有些着急了,他打电话给记者,对方吞吞吐吐地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我一听就着急了。人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交涉了半天,还是没办法。不过李红旗也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他就是一个小记者,领导不同意,你有啥办法。


晚上,他在宾馆看电视,专找新闻看,记下了三个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我挨个打电话去,介绍我自己,说是来找四川籍烈士家人的。他们都很客气,有一个接线员还挺同情我的遭遇,觉得我做的事很伟大,要向我学习。我跟他们说,我需要找人解决我的路费。一说这个他们就为难,说要向领导请示。”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承诺能帮他解决路费。


“我只带了2000元钱,付了宾馆钱后,我大概连买火车票的钱也不够。”李红旗觉得,第一次带媳妇出远门就遇到这样的事,有点难堪。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总要3000元吧,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


“我答应了。很快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我答应《平安成都》独家采访了。他们有点不高兴,也有人跟我说他们也可以给我出路费,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比什么都好。”


因为害怕无法面对那些敬业的记者,李红旗连夜搬了宾馆,还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李红旗又把记者带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三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


转奔重庆,很快排除了第一个周明发不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个周明发也是军人,并且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甚至还是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他和周明星一样,都在38军服役,不过是在113师独立炮团,最后以班长职务退伍。显然,他并不是李红旗要找的周明发。


李红旗的到来激起了周明发沉睡多年的回忆。他的前额有一个巨大的凸起,他说那是战争中受伤的疤痕。周明发回忆说,当年不能确认参军者的年龄,就以体重衡量,过了80斤,就认为你是成年人了。他当年不够80斤,为了参军,还偷偷在鞋子里塞了些石片,终于过了体重关。在上甘岭,他的部队打了7天,最后整个山头的海拔被削下去7公尺,非常惨烈。


“缺水啊,我的班长去取水,就中枪牺牲了。和书上故事里写的一样。最后就我回来了,好多战友都没了。我在他们坟上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大家连军功章也不要,只要有枪、有命,别的什么也不要。”


结果,李红旗在周明发家呆了大半天,听周明发讲打仗的事。周明发还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下当年作战的地形图。末了老人感叹:“谁还记得我们?”


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


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


据查,当地有个地名叫狮子口,和烈属证上的信息基本能对上。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李红旗说,他自己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烈士,没想到媒体介入一年里,找到了三个。


寻找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农民想不通的。


他曾经找到五位烈士所属的38军,希望能鉴定烈属证的真伪,但没有得到答复。他猜测,大约是部队有纪律,可时间过去了58年,这些东西还要保密吗?


李红旗曾经接到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和这五位烈士一样,都是339团的。那个团,最后只有几个人回到国内。中年男子代表父亲转达了对李红旗的敬意。


这勾起了李红旗的好奇:在朝鲜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个团只有几个人回来?


他想起了电影《集结号》。那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曾先后看过三遍。私下里,李红旗承认,自己很像电影里的谷子地,而谷子地的故事,也是支持他寻找烈士家人的一股重要力量。


李红旗很想见到这位339团的幸存者。


第一次,对方答应了。李红旗带着两个记者一起去,到了干休所大门口被警卫拦住。经过请示,有关部门拒绝让这位老人见记者。


第二次,李红旗又约见那位老人,被家属拒绝。再后来,每次见到媒体记者,李红旗都要央求他们帮助联系38军,希望能获得批准,但都没有成功。


李红旗对此很感慨,这个老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啊,他要是不说话,以后谁还记得那些死去的烈士?连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几乎忘记他们了!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深深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上周四,刚刚从江苏接受完电视采访回家的李红旗路过北京,又特意去见了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抱怨说在老家见到一些压力。这次去江苏前,老家某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他商量,让他说服电视台出路费带其一起去江苏,理由是自从李红旗开始寻找烈士家属以来,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踪”。


“他怎么全程跟踪了,我这么多次自费去北京、天津找烈属,他一次都没去过,也没采访过。”最后,李红旗还是一个人去了江苏。


他明显感到,现在在老家有些压力,一些干部很不喜欢他——尽管2008年他被评为“2008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有乡亲私下批评他说,你出了名,那些干部们没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当然不喜欢你啦!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只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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