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怎样进行“高考”的?

封建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对立并不一定只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表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一种合理的释放途径来表达。阶级对立不宜夸大,而是应尽力模糊、弥合甚至是消除。这种模糊、弥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度。今日寒窗苦读,明日庙堂高座,虽然皇帝老子的位子永远不可能通过几场考试能获得,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却也不必再通过轰轰烈烈的流血牺牲去实现。学子笔锋一转,胜千军万马鏖战千里,这造就了千百年来千百万士人学子前赴后继的赶考奇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家天下,皇帝家的官员,自然由皇帝说了算。中国古代的皇帝选官制度,便是从皇亲国戚的家族势力开始,进而推广及天下的,即由门第选人到唯才是举,途经便是考试。


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让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


隋文帝时期,正式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隋朝奠定了科举制度得基础,以后历代历朝沿用,并逐渐丰富完善。唐代,科举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四代继续相袭。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清政府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共推行1300年。


科举的实质,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隋朝的时候,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科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


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是莫大的荣幸。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


武则天还开设了武举,考试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状元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状元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


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古谚运: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这就是科举制度的结果。于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科场功名成为读书人的原初动力和毕生追求,甚至七老八十的书生入场应考也是常有的事。历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是科举考试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康熙年间,广东顺德有个百岁老人黄章,竟


在曾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到京师会考。科考中舞弊成风,贿买、夹带、顶名、冒籍、枪替、传递等等诸种作弊手段五花八门。雍正十一年,河南学政俞鸿图担任主考官,一次就卖了47个秀才,赚得12000多两的银子。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光绪十九年(1893)为儿子考举人密定关节,最终败露而遭牢狱之苦。


近代西方船坚炮利和现代科学的严厉冲击下,科举制终于走入了死胡同。1898年戊戌变法,发奋图强的维新派宣布废除八股考试。但不久变法失败后,科举又得以苟延残喘。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南巡抚端方等高官,联名上奏朝廷,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当天,清政府以光绪皇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客观评论,科举制度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体系。正是这种考试竞争体系延伸出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将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考试选举社会”,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推向顶峰,超过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科举制度在千年的运行中,不仅成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核心,也成为是学术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圣典,也成为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


不容否认,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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