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格到平民——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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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

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那个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从格格到平民——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父亲是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亲王一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


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他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贿,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谁还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王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


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怎么认不全呢?男的跟男的排,女的跟女的排,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在旅顺度过的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脑子好,并不是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思想。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的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


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听姐姐们说,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着,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没几个人见得着。所以在老百姓的想象中,王府的格格都是“美人”。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过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那时候格格通常都嫁给蒙古王,我的五姑姑善坤就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我们这个圈里,也是互相联姻,比如我九哥的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我想如果朝代不发生变化、我不受新式教育的话,我也得认命、也得走姐姐们的老路。不过哪有那么多王公可嫁?可能最后我就成老姑娘了。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先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我也没见过婉容,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我大嫂还侍候过。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是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的。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姐姐川岛芳子(显于)也在长春,哥哥们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润麒年轻时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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